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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元汇率不断走低，而人民币又采取了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样人民币汇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又一次成为汇率领域的焦点。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要求重新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估值。他们认为，人民币目前处于一个人为的低估水平，而且正是通过这种低估，中国正在全球经济输出通货紧缩。因此，中国应该象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一样，在主要经济国家的压力之下，签订类似《广场协议》的某种协定，从而通过重新估值，来使本国货币升值，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于这种压力充耳不闻，坚持要保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同时认为目前的汇率水平是适合中国经济状况的。中国国内经济正处在关键的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担心人民币升值将降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使中国不断上涨的失业率雪上加霜，进而影响到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当然，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来讲并不可取，因为这将重蹈日本覆辙，使国内经济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以上两种看法都有失之偏颇之处。要求人民币升值明显高估了中国出口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而维持人民币当前的汇率制度不变则忽略了盯住汇率制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的内在矛盾。
首先，中国的出口强劲并不完全受制于人民币的币值，而是源于中国国内长期坚持不懈的经济体制改革、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增长的组装和生产业务。无论是在鲁宾－萨默斯采取“强势美元”政策的时代，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时代，中国的出口增长势头并没有受到削弱。
其次，中国出口商品除了价格便宜之外，并没有其他证据表明这种便宜的商品导致了全球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之中。例如，尽管中国出口商品对日本份额不断增长，但是仍然不足日本ＧＤＰ的2％，这些低价商品对于日本庞大的经济而言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仅就本质而言，通货紧缩是货币政策领域的问题，商品的低价格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更何况中国强劲的国内需求和进口需求平衡了全球ＩＴ产品、资本投资品、原油等商品的价格。
第三、中国对美国巨额的贸易盈余也为人民币升值提供口实。表面看来，中国对美国产生了巨额贸易盈余。其实这只是亚洲贸易链改变的必然结果。过去，美国大量进口由日本、台湾和韩国生产的产品，而现在这些产品的产地变为了中国，但是其背后的生产者仍然主要是亚洲和国际跨国企业。因此，在中国与美国贸易盈余的背后，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台湾、韩国等）的贸易却是赤字，这样美国与亚洲国家总贸易赤字并没有大幅增加。
那么是否就可以认为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合适的呢？对于当前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争论人民币是否需要重新估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可否找到一个合理的货币区间以适应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因此拥有货币政策自主权显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独立制定国内利率。而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削减关税、取消配额和其他贸易自由化措施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ＱＦＩＩ制度开始，中国已经逐步在开放其资本帐户方面有所进展。在不久的将来，ＱＤＩＩ也将被允许。因此，中国应该拥有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目前的钉住汇率制显然无法应付由贸易和资本自由化所带来的压力。
中国作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正在逐步增加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汇率也要反映出市场条件和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只有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才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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