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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已由单纯的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抛开各种客观因素，单从主观因素出发，以下几个方面就不得不说。
首先是城乡二元化结构，人为的分割，使得本来没有等级之分的中国天然的“一国两制”：城市与农村是两种发展模式，两种发展待遇。很多人因为出生在农村，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比同样条件下的城里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似乎是天经地义了。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权利，城市与农村的分割使得农民在追求财富的时候面临了层层的障碍。
正是因为城乡的分割，以及解放及改革开放以来对城市工业化的倾斜，使得农村的落后成为必然，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也就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较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如国内需求增幅不大，产品亦不能大量出口时，农民收入就会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要求农民加强对这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学习，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经营中去，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此则有些无所适从，很难选择到先进适用且市场需求空间较大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运用到生产经营中，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此外，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我国城乡分治格局下，农民收入较低且增幅不高，同时又要从有限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缴纳相关税费，中央虽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但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搭车收费现象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扼制。据农业部对100个县的监测调查统计，2000年农民上缴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摊派比1999年增长了21％。目前全国乡村供养人员为870．9万人，每乡平均200人。
第四个方面，对于种粮的农民说，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的力度不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既要面对市场风险，又要面对自然风险，加之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抵御这两种风险的能力很弱，也增加了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尤其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农业的政策不是补贴，而是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来扶持工业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长足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农业补贴工业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国家对农业补贴和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仍不能满足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最后，农村存在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能够解决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一部分劳动力的生活相对而言是最稳定的，但是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由于政策、宏观环境等的客观影响，原本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出现了萧条。这里
不仅对乡村本土企业的发展环境提出挑战，同时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提出更多要求，对此，茅于轼认为，放开政府管制，让各地根据发展需要，建立适合本地的农村金融体系，可以是民营银行，可以是合作是，也可以是钱庄，把民间资金充分的调动并利用起来，能够促进农村本土企业的发展，和本地经济的繁荣。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涌向了城市，成为很多城市基础建设的主力军，但是，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收益是最没有保障的，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拿的是仅够一般人生存的工资，往往还被克扣或拖欠。2003年底官方数字显示，全国各地对农民工的工资拖欠达1000个亿！农村人口无法向城市和其他产业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难有较大幅度提高，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由于种种原因无从获取，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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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一号文件”将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上，抓住了多年来农民收入最难提高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