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召开的“中国财税论坛2003”上，新一轮财税改革重点确定。有专家预测，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可能由33%降至25%。
从1998年以来开始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拉动了很多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显现出一定的负面效应，如投资需求持续增长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后续问题越来越多的显现，财政政策的调整和转型也显得越来越急迫。此次税制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
“投资拉动”成为经济运行内生因素积极财政政策难以“脱身”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吕炜教授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演化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内生因素。吕教授分析，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状态可以用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来概括。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储蓄倾向在不断强化。二是储蓄的快速增长因投资意愿不足而大量沉淀，经济运行面临失速、银行面临经营风险。三是利用国债吸纳储蓄、增加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形成了对经济总量的直接拉动，经济运行对财政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政府本希望通过有目的的介入市场经济运行，以“储蓄——政府——投资”的方式吸纳沉淀资金、维持经济总量、带动“储蓄——自主投资”机制的恢复，但实际效果只是体现为“储蓄——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财政已经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系统之外的政策因素，而是内生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的负荷在递增，风险在加大。
吕教授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偏离本意主要受困于消费障碍。在近几年的实际操作中，政府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收入中的消费——储蓄结构；试图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打通储蓄——投资障碍，最终使需求活跃起来。但现实中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增长，进而使储蓄——投资机制失衡进一步加剧。而在缺乏自主投资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发行国债吸纳更多的储蓄以消化这种失衡，于是前一次扩大投资的效果转化为更多储蓄，过量储蓄又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政府投资不但无法带动市场自主投资，反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
这种情况表明，机制传导的消费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阻滞，使积极财政政策陷入了一轮接一轮的直接拉动循环中。外推式拉动逐渐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常量，财政政策的退出也就变得不可预期。
财政政策亟待转型税制改革被推向前台
“为什么不减税”是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一直持续的一大争议问题。一般而言，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的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
财税专家高培勇认为，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的税制改革，只不过是整个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税制改革所要实现的政策目标，终究离不开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运作。一旦将税制改革同财政制度的整体变革，特别是同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税制改革便有了得以启动的重要条件和契机。
要走出上述的以及类似的各种缺憾，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调整思路。这种调整，概括起来，就是在继续着眼于以举债增支拉动内需的同时，引入“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新思路，实行“拉动内需”与“推动改革”并重。抛开以往采用并有实效的拉动内需的举措不谈，在基于推动改革目标而绘制的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总框架中，应增加税制改革的内容。
在以减税为核心特征的税改逐渐能分担政府投资对经济拉动的重任时，积极财政政策回归其本位，也就为时不远了。
而新一轮税制改革，也可以搭上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条大船，尽快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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