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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坚持是必要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两个国家坚持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妥协，而是按自己的想法实行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结果一个是经济继续以7%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则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下滑时间最短、下滑幅度最小的国家。它们是坚定的中国和勇敢的马来西亚。 11月12日，中国经贸代表团在美达成67亿美元的采购合同，使得美国商家喜笑颜开，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更是大喜过望，并希望以此减少国内对白宫的压力和对北京的批评。但从根本上说，这次大采购只能缓解而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美经贸进入摩擦时代已是不争的事实。 2002年中美103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令许多美国人耿耿于怀，中国的固定汇率政策更是成为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替罪羊”，有美国媒体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中美贸易逆差日增令美国中产阶级面临消亡威胁。”白宫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在美国一些中小企业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活动下，美国国会先后提出6项中美贸易议案，其中最苛刻的一项是，若中国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人民币升值，则美国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27.5%的关税。竞选总统的几位民主党人士则将矛头对准白宫，批评美国政府未能对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采取强硬态度，导致了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加快流失；而美国媒体也连篇累牍地爆炒人民币升值和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在“采取某种行动”这一要求的压力下和大选临近的背景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开始发表强硬的言论，对中国施加压力。在坎昆的世贸组织会议彻底失败一天后，商务部长埃文斯在底特律宣布：“美国制造商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的白领和蓝领竞争，但是我们不会忍受与一个国家的‘紧领’（“紧领”指的是价值被低估的人民币）竞争。”他的讲话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此后，美国高官高密度地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美贸易摩擦大有升级之相。 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即使人民币升值20%，它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中国的进口产品仍然令人无法抗拒地便宜，即便在采取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后，中国对美出口仍将呈上升趋势。 对此，美国一些学者看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卡尔·温伯格认为，布什政府的战术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有个人企图，布什要争取竞选，他需要制造业的支持。安迪·罗思曼指出，鉴于美国民众对中国贸易惯例的批评声浪越来越大，布什政府急于从北京方面争取贸易上的让步，即使只是让人感觉是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大采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给布什政府一个体面的台阶下，以使之在今后争取把中美贸易摩擦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如今的中美经贸摩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年前美日贸易摩擦。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时期，这位在上台前对自由贸易大肆承诺的总统，却很快成为胡佛之后采取最多保护主义措施的美国总统。当时，日本出口到美国的电脑和电视机被征收100%的关税，摩托车被征收45%的关税，日本还被迫同美国商谈对汽车和钢铁进行“自发的”出口限制。 但中国不是另一个日本，中美之间的互相需要也远大于互相对立和分裂的趋势。从市场前景看，中国的市场魅力远远大于日本。某种意义上说，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中，美国公司是兴旺发达还是坍塌失败，可能会决定于中国战略的正确与否。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是美国公司的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利润来源，是美国高质量工作机会的创造者，美国差不多有20多万份工作与对华贸易有直接关系，有间接关系的则不计其数。 与20世纪90年代的舆论相比，如今的中美经贸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关系的核心，而只是集中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 中国日益强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也使得美国无法像对待日本那样对待中国。如今，中国大量进口的最大受益者是它的亚洲邻国，这些亚洲国家从不支持美国把中国贸易问题升温的企图，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都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号召力已大不如前。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如果执意把经贸摩擦上升到贸易战的高度甚至影响到中美政治关系，将不仅仅是和自己的利益过不去，也是与亚太国家特别是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过不去，就连印度和澳大利亚也不会站在美国一边。 不过，需要认清的现实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竞争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军事对抗成为当今世界大国抗衡的主要形式。从长远角度看，中美经贸的摩擦可能会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但不会消失，中国人需要逐渐适应在摩擦中从容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在未来几年里，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 、政策透明度 、贸易权和营销服务、纺织品、农业 、金融服务等领域将会是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地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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