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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许多改革成本实际上是由社会承担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无不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假若改革者有意向社会转嫁改革成本的话，则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改革，股票市场国有股的流通问题原来就是这种思路，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现在的银行改革又是如此。而此次比股票市场的改革更加隐蔽，而相关的利益受损群体更难逃避，因为股市崩盘，没有投资机会和价值，你可以走人，但你能不存款到银行吗？广大的储户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别无选择。 更让人感到无力和无奈的是，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由合法的管理者以合法的手段塑造的，它容易让人感觉不到它的不合理，即使感觉到了不合理，也难以对其进行辩驳，更难与其抗衡，因为被剥夺者与管理者不一样，不拥有权力资源。如果要采用其它途径传达利益诉求的话，也只能是全国人大，这不仅需要我们的整个体制要作出改变，就像格林斯潘一样，要经常到国会作证，就目前的金融市场问题及自己的货币政策思路进行答辩，而且还需要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增设相关的机构的职能，主要是对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质询。而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内涵之一。 中国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在被不断打破和削弱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多个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前者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似乎就在我们身边，后者相对比较隐蔽，因为它一般总是以国家赋予的权力、地位和手段来从事活动，很少有人会对其合法性提出疑问，至少潜意识里是如此，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还没养成这一习惯，去行使自己这一应有的权利。 当初在决定将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分出来的时候，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两种职能混在一起不利于央行制定和执行正常的货币政策，因为它可能会屈从于银行的利益而出现偏差。至于这个理由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再说。但问题是，两种职能分离后，现在央行的政策仍然是在服务于银行改革及其利益。刘明康刚提出银行改革的远景目标，央行货币政策就马上来一个呼应。 中国的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不能靠剥夺社会来实现，不能将成本转嫁和分摊到社会身上，不能为了实现集团利益而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无论它是多么的冠冕堂皇。我们不会怀疑这种改革的成功，因为它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因为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怎么都会成功（如果这样还不能达到改革目标，那只能说明改革者本身有问题）。但问题是这种改革模式的成本可能大了一点，效率可能并不高，而且不具人性。但在今天这个只讲究“术”的世道，或许是在所难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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