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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赵 烨 波士顿报道 入冬后的第二场暴风雪将波士顿地区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对于波士顿地区的居民来说，寒冷漫长的冬天已经开始了。不过在圣诞节期间，商场和超级市场里大肆采购的人群使这个雪后的城市迅速升温。 “中国制造” Ｍａｃｙ＇ｓ 和Ｆｉｌｅｎｅ 是波士顿市中心最大的两家购物商场。商品的减价、促销早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就开始了。与许多来购物的家庭一样，艾米·哈汀和丈夫带着两个女儿来这两家商场进行节前最后的采购。几个小时的精挑细选后，一家人都选到了自己满意的衣服和玩具。虽然东西不同，但是翻出标签，产地全部都是“中国制造”。 像艾米这样的美国消费者，并不关心商品在哪里制造，价格、质量和式样才是最重要的。作为拥有这些商品品牌的美国厂商，商品在哪里制造，他们也不很苛求，降低生产成本才是最主要的。但是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关注着“中国制造”问题。美国经济一直在滑坡中挣扎，失业率尽管在近期有所降低——自今年八月份起，就业人数增加了24万——但是总体来看，仍然不容乐观。某些美国政府官员和经济专家认为，美国高失业率是因为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把生产重心从美国引到中国，较低的价格吸引美国公司转向从中国外购所需产品，继而对本国的需求大大减少，使得本土的失业人数增加。 利益均沾 罗伯特·杰尼尔Ｒｏｂｅｒｔ Ｇｅｎｉｅｒ是美国力进国际有限公司（Ｌｉｇ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总裁，该公司自2001年创建就与中国保持紧密的合作。该公司是一家材料外购服务公司，主要是帮助美国客户在中国寻找产品供应商。杰尼尔表示，对与他合作的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制造业的低廉价格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同样的配件，从中国制造厂家外购的价格大概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30％～50％，即使包括4～6周海运的费用，中国制造的低成本给杰尼尔的美国客户带来的利润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与中国供应商合作的短短几年中，杰尼尔认为变化是很明显的。通过与外国公司的大量合作，中国的制造商对国际制造业的要求有了更多的了解。“许多生产商在开始与我们合作时，只是很小的工厂，机器设备也很陈旧，但他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电脑控制系统也开始全面代替过去的人工控制，可见中国的生产商一直在拓展自己的企业，”杰尼尔说，“对于我的美国客户来说，中国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为他们带来的是更多的利益。竞争越激烈，价格就越低，利润也就越高。” “单从美国公司大量向中国购买产品的过程中，我无法对中国和美国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做结论，但综观全局，我个人认为，利益是双方均衡的。”杰尼尔说。 中国：研发地＋市场 寻求与中国供应商的合作，打开中国市场，获得更大的利润，成为许多美国公司拓展市场的重要部分。美国在中国的供应商或外包公司（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里的人员在过去只是以简单的手工制造业为主，即以蓝领工人为主。但是最近，美国的学者和专家发现美国企业在中国和印度的外包公司人员已经开始趋于专业化，即愈来愈多的白领职位从欧美国家转向中国。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会理事吴俊君在中美医药研发合作方面提到了这个趋势。美中医药开发协会（ＳＡＰＡ）成立于1993年，协会成立之初的目标是帮助协会成员在生物技术和医药行业方面发展。从今年开始，协会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医药公司评估和推荐医药研发方面的人才。吴俊君表示，在医药研发领域，中国的医药公司与美国相比人员成本较低。以博士生为例，美国医药公司医药研发部门的博士薪金是中国公司的6～7倍。现在美国有90％以上的医药公司在中国寻找外援公司，开始把新药研发中部分非关键的合成研究外包给中国的医药研究公司负责。这方面的合作在以前是很少的。 吴俊君说，一种新药的研发往往需要投入将近几十亿的研究资金，而只有在专利有效期内，其他医药公司不能仿制，新药才能赢利，专利过期后，大量仿制药品的出现可能会使该药的价格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美国，一种新药的专利有效期通常为20年，而一种新药的研发阶段大概需要10至15年。因此，药品真正赢利基本上只有5年时间。随着国内研究人员的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的中国研发人员回国创业，国内开发高质量医药成果的能力增强，在未来10年内，美国在中国的研发项目一定会大幅增长。 吴俊君认为，美国医药领域特别希望能够抓住中国市场。中国有大量的人口，而且社会老龄化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都是美国医药公司的潜在市场。但是目前的中国医药消费市场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其中一个原因与收入有关。美国人均每年药品消费大概在500美元，而中国北京地区人均药品消费只有大概50元人民币，而其他地区的药品消费甚至更低。不过吴俊君认为，经过五年或是十年，中国的药品市场前景将会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 草率财政政策是问题所在 关于美国的就业机会向海外外流的现象，《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个月在曼哈敦的Ａｌｇｏｎｑｕｉｎ酒店与美国的经济专家和学者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当谈到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是否应该介入职位外流的问题时，摩根士丹利公司（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的首席经济学家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 Ｒｏａｃｈ 认为，之所以美国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始终存在贸易赤字，是因为美国政府从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很草率的财政政策，这才是问题所在，而与中国、印度或者是日本无关。另外，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Ｒｏａｃｈ指出，中国快速增长的出口额并不能成为美国某些政要指责中国威胁美国就业率的证据，因为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假设。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Ｒｏａｃｈ说：“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三分之二的出口是来自总部在日本、美国、欧洲的与中国合资的外资公司。而这些都是我们的公司。” 在讨论就业机会外流究竟哪一方才是赢家时，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ｕｎｄ 和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Ａｓｉａ Ｆｏｃｕｓ Ｆｕｎｄ的投资组合经理Ｅｄｍｕ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ｓ表示，在中国过去的十年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有三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Ｅｄｍｕ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ｓ说，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那里全部是新兴的消费者。现在是发达国家人们的消费力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谈到美国经济前景时，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Ｒｏａｃｈ 在曼哈敦的研讨会上指出，“在美国未来有两条路，一条是只看过去，死死保留自认为应得的东西；而另一条路是去肯定什么造就了美国。灵活开放的科技和友好、敢于冒险的企业化市场体制才是我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开始行动起来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在那里哀叹我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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