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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覃爱玲 李红兵 北京报道 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先行。作为西部中心城市之一的重庆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城建方面举动颇大，重庆市负责交通和城建的副市长赵公卿就相关问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中心组团式 《21世纪》：你认为解决城市交通和建设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赵公卿：规划布局和协调很重要。看到北京的交通堵塞问题突出，我们对城市布局进行了反省，不搞城市蔓延，而是搞中心组团式。 重庆的都市发展经济圈（国务院批准的）是2616平方公里，我们的城市中心区不集中到一起，而是按照一个区域的骨架组建两环，第一环是75公里，第二环186公里，第二环就把城市的许多次中心城市都连进去了，在一二环交界的边缘分布着11个组团，通过高速公路、环线和各种公路网线进行交通。 疏导交通节点比修路还重要。现在像北京等城市堵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节点衔接不通畅。我们通过公交线路优化、节点的转移、对交通节点的管制、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手段之间的交叉、跟重要商务区的交叉等，把人流通过交通管制分流了。这样就提高了车速。如果车速从15公里提高到30公里，就相当于多修了一倍的道路，在城市中平均能达到30到40公里的时速，城市就不会堵车了。 另外，中央商务区要进行一些适当的管制，来综合克服城市蔓延带来的问题。 《21世纪》：本届重庆市市委书记黄镇东出身交通部长，而重庆作为西部重要城市，在交通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 赵公卿：交通和城市建设是重庆市的基础，因为重庆市跟其他三大直辖市相比，有其特殊性。重庆主城面积8．2万多平方公里，比北京9．6万平方公里稍微小一点，幅员面积相当于一个省。重庆市委根据本市的情况，在2000年提出来“8小时重庆”和“半小时主城”的概念。所谓“8小时重庆”，就是重庆城区到任何一个辖区的县城，共6万多公里直线的时间距离，都是8个小时，这已经在今年年底实现。而明年则要实现“半小时主城”。就是从主城区人民广场到环线的任何一点，都只需半小时可以到达。 这一届党委和政府提出要构建长江上游交通枢纽，进一步加快交通建设。 要先完成高速公路网架，到2010年，我们要完成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和200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城乡通达率达到95％；二是打造综合交通体系，我们的综合交通体系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和近3000公里水路。 重庆是全国铁路十大枢纽之一，目前有8条铁路干线交汇，以后还要修建兰州到重庆的铁路；空运方面，现正在改造机场二期；水路在三峡通过以后，每年通货量比目前增长1．5倍。 道路、码头、水运等几项总投资就接近5000亿。 土地并非第二财政 《21世纪》：资金从哪里来？ 赵公卿：我们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资金的问题。公路是公共产品，可以搞特许经营。比如说成渝路，我们就出让了49％的股权给中信；高速公路启动后，它的收费权可以转让，这样也可以回收一部分资金；另外银行贷款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银行方面都比较看好，因为整体的通车能力一直在加大。 《21世纪》：我们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阵公路投资热，不少地方现在还有很大的还贷压力。中部某省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每年光还银行贷款就高达20亿元，重庆有这方面的压力吗？ 赵公卿：压力不是不大，但是我们的资金能力可以保证整体还贷不成问题。一方面我们是很谨慎地而不是盲目地修路，重庆有3100万人，却只有400公里高速公路；另一方面，我们对还贷能力有测算，将长贷和短贷结合起来。修建成渝路的时候，当时的建设成本是18亿，通过股权转让回收了13亿，每年收费是3亿到4亿，收费逐渐增加，现在已经把贷款还完了。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越来越高，大家习惯于走高速公路，车和货流量提高，既有利于还贷又有利于资本进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21世纪》：最近交通腐败大案频频发生，重庆如何控制这方面的问题？ 赵公卿：现在我们修的几段路都使用了国外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标书的制定及招标过程是在他们的监管下； 另外，我们今年年初实行了投资和行政部门分离。过去交通委员会自己修路自己投资，以后是投资主体投入资金，交通委员会作为一个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实施监督，不再作为直接投资主体。 《21世纪》：重庆出台了一个文件，要求所有超过1万平米的重大项目，都要经过交通主管部门的批准，否则不能立项，这在全国好像是首次？ 赵公卿：是的，我们确定综合交通建设规划后，今后的任何一个大型建筑，都有个交通评审。比如建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大到十万平米，人流车流巨大，你就要顺着我的交通规划来布点，交通不能被你牵着鼻子走。 《21世纪》：“经营城市”这个口号在很多地方很流行，但很多专家对这个口号有质疑，因为很多城市的做法就是把土地卖掉，为政府赚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你怎样看待“经营城市”这种说法？ 赵公卿：“经营城市”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包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各有各的说法。我个人认为，特别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政府的作用不应是单纯追求土地过高的升值。 政府在土地的配置过程中有两个主要工作：一是按照国家的土地法规和当地统一规划使用的需要，政府垄断一级市场；二是规范二级市场，保证它的透明、公开，在这个过程中间，土地价格不能违背价值规律，政府控制土地应该是为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个人不同意“土地作为第二财政”这个说法。政府的土地储备，会有一部分流通到二级市场，比如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但这是为了生产力布局。 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在从承包土地的群众手中拿来的时候，价格公平不公平？合理地安置这些人没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增值是不是合理？土地增值之后拿去干什么了？因为要使土地增值，旁边要修路，要通管线，要考虑综合布局，比如教育布局等，这些都需要投资，包括财政性的投资和土地收益者的投资。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如果“经营城市”只是单纯追求土地过高的升值，只是炒作土地，我从来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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