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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贝贝亚尔（Claude Bébéar），AXA集团创始人及其监事会主席，预言医疗保险的革命即将到来
什么是新经济?那就是医疗!
医疗应当被看作家庭消费中的一项
在最为发达的那些国家中，什么活动必将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纳米技术大规模地结合在一起，以快于GDP的速度发展呢？当然是卫生保健。上世纪90年代，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下称经合组织国家）在卫生方面的花费平均每年增长3.4％，而其GDP增长率平均为2.1％。而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生活标准提高，用于卫生的花费却无足轻重。
这种增长的动力是人所共知的；这包括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新兴市场国家中基础卫生保健的可得性不断提高，以及医疗科学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也更为见多识广。他们知道如何直接通过互联网获取医疗信息，他们对医疗方面玩忽职守的行为也越来越了解，这种行为在许多国家中造成的受害者比交通事故还要多。他们将坚持不懈地要求更好的卫生保健，并寻找向导，更好地寻找医疗保健之路。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医疗保险，都将从提供传统的产品转向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这些服务将包括提供健康信息和建议；帮助选择最好的医院服务；在进行有风险的手术之前提供另外一种选择；提供机会，使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咨询世界的顶尖专家；通过遥测、电话、电视等手段求诊的远距离医学、远距离外科诊疗、家庭护理和感知设备。在理想的情况下，所有这些服务将和一个医疗网络一起联合运作，该网络提供专家指导和高水平的专业服务。现在的条件已经使得这些发展成为可能。健康信息系统、电子医疗记录电子处方和电子健康网都正在发展演进。这些发展为给病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开辟了一条道路，可以追踪他们疾病的变化路径，并可靠地评估所得到的护理的质量。信息技术将有助于重新设计传统的健康系统，其生产力的收益可以和其他的服务业相媲美。
话虽如此，但是，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医疗保险都不足以胜任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在那些医疗资金基本来自公众，而医疗服务则是由私人提供的国家中，政府非常难以控制公众医疗费用的增长。法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它在世界卫生组织中的排位靠前。德国也是如此。
提供国民医疗服务的国家，是以税收为资金来源的，这些国家严格控制着公共卫生支出。其代价是，大量的人在等待专家、医院的服务。英国是这样，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购买私人保险，从而可在需要的时候从高质量的医院护理中受益。
相反，在那些医疗保险并非强制性而主要是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的国家里（比如说美国），大部分人口由于没有国家提供的医疗保险而与医疗保险相隔绝，这可能是出于人们的自主选择，也可能是违背他们意愿的。
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医疗保险主要由劳动者的雇主提供，这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在那些公共保险系统建立在一种俾斯麦模式的国家里（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大部分公共资金直接来自公司所付的薪水。
美国的公司，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公司，之所以承担沉重的医疗支出，其中另有原因：大多数工人完全没有公共的医疗支付。三大汽车制造商有时被称为“有车轮的医疗维护组织”或者“靠卖汽车来筹集资金的社会保险系统”。
医疗全球化
怎样向一个全面的医疗服务发展？其答案可能十分简单。医疗应被看作是和食品、住房或交通同样重要的家庭消费中的一项。个性化的家庭医疗保险将涵盖一个家庭的医疗风险，并提供家庭自己认为必要的服务，这取决于家庭的具体需要和生活方式。但出于国家团结的考虑，任何民主政治都必须注意，不能有人被排除在最基本的医疗之外。对这种普遍的医疗所需要的资金，应当是完全透明的。它必须建立在定义清楚的公共医疗优先序的基础上，并保证足够的质量水平。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由私人运营者来管理普遍性医疗的资金，即使资金仍然是来自公众。这些运营者可以将普遍性医疗支出和家庭支出集合起来，通过和合伙人之间的合同进行，提供一个全面的医疗服务，这些合伙人将比现存的医疗管理组织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家庭医疗支付可以是高度多样化的，为家庭提供广泛的选择。比如说，“医疗储蓄”使得个人可以在一个账户储存免税的基金，这个账户只有在需要医疗费用的时候才可以动用。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保险政策，给最大的现金支出花费设立了一个上限。南非和新加坡已经进行了医疗储蓄账户的试验。
当全面的医疗服务有了长足的发展之后，它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医疗保险提供大量机会。在医疗保险全球化的情况下，竞争将建立在保险所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上，而不再像今天的医疗管理组织所做的那样，只是建立在价格之上。这将最终创造一个保险公司、医生和病人的利益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