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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三农”问题而广为人知的李昌平先生，把他在农村从事基层领导工作所体会、观察到的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概括“三农”问题最经典的名言。在这三个概括中，对农业是否危险或许还存有一定的争论，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却是普遍公认的事实。以至于从朱镕基总理到温家宝总理，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他们最关心也最忧心的问题。 昨天，新华社编发了于2003年12月31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4年一号文件，以下简称一号文件），再次就农民增收、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的增收、农业的发展，也再次获得新的机遇。 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一号文件”只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文件精神的真正落实、“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不但需要细致、扎实、艰苦的工作，也需要更广泛的参与和支持。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以五个一号文件，强力肯定、推动了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形成了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普遍增收、农村充满活力的大好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五个一号文件固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动员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大势，为农业改革发展破除了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使农民、农村所蕴涵、压抑多年的活力、动力、潜力喷薄而出，势不可挡。 时至今日，“三农”问题再次陷入困局，其原因也不在于中央少发了一号文件，而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一系列新的情况构成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新的约束条件，甚至形成新的体制和制度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三农”问题新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就意味着一场农业变革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新的一号文件直接以“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为标题和核心内容，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其中既有挖掘农业、农村内部潜力的措施，也有加大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搞活农产品流通，及鼓励、帮助农民进城务工等多项措施。而后一类措施的落实和实现，不但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互为因果，而且必然与城市居民之间产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比如不管是加大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还是放开农产品价格，都必然意味着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之间的利益调整。尽管这不一定就意味着形成非农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反哺”，但在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中，不能再一厢情愿地完全指望农村对城市的追赶，却是一定的。在这个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既需要党和政府的决心、勇气、智慧，也需要包括城里人———可能尤其是城里人———在内的每个人的理解、支持，甚至某种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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