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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国煤炭订货交易会后，煤电价格之争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本报连续推出的深度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能源界不少重量级读者致电本报发表看法，并希望就煤电之争做进一步报道。近日，记者再次就大家关注的问题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官员和专家学者。专家认为，煤电之争是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最后还需由市场解决。
订货会绝对叫停不可能
2004年福州煤炭订货会甫一结束，南方某报便刊出了一篇题为《煤电摩擦加剧协调无力 发改委拟停煤炭订货会》的文章，文章开头说：“‘张副主任关于取消全国订货会模式的表态大家都觉得很好，事实上这个订货会已经开始走过场了，只要煤炭一紧张，年初订的用煤量到了年底往往不能落实。’广东某电力企业负责燃煤采购的负责人对记者说，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看来确实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文章说，“政府已经厌倦了在电力行业和煤炭行业之间两头受气的局面。发改委已经准备从这团乱麻中抽身而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明年的煤炭订货会应该不会继续举行了。”
由于这篇文章所具有的“冲击力”，许多媒体都进行了转载，并及时跟进，消息、评论接踵而来。记者在Ｇｏｏｇｌｅ网站上输入“发改委拟停煤炭订货会”进行搜索时，出现了2680个搜索结果。
一时间，国家发改委将叫停煤炭订货会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并被媒体不断放大。
记者在研究这些“发改委拟停订货会”的文章时发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援引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福州全国煤炭订货交易会的一段话：“我负责这个煤炭的订货工作和煤炭工业的生产第5个年头了，从第一个年头的订货会上，我就大声疾呼，要改革目前这种（煤炭订货的制度，我们已经酝酿了很多年，我希望从明年开始，是不是能够用其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煤炭订货会的形式。”另外，还有媒体引用了一些与会代表发泄对现行煤炭订货会的不满，来印证“叫停”的观点。
事实上，从张国宝的这段讲话看，很难演绎出“拟停订货会”的结论。
2月27日，《经济参考报》记者就此事向国家发改委求证。该委国民经济运行局局长马力强说，煤炭订货会“要改革是肯定的，有些不同的说法也是正常的，但什么时候‘叫停’我说不好。”他让记者“找发改委管这事的”国民经济综合司韩文秀副司长。
韩文秀副司长是这样回答记者的：“绝对叫停是不会的，也是不现实的。”但他同时指出，现在的全国煤炭订货会“形式上和机制上都需要进一步改革。改革应该是完善机制。”
韩文秀还希望通过本报向媒体建议：“不要再炒作（叫停这事了。从社会效果上讲，少讲为好，慎重为好。否则，只会造成更多的矛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国家发改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官员告诉记者：目前正在征集各方面意见，有关新的煤炭交易方案正在研究，具体时间尚不能确定。
对于国家发改委对待煤炭订货会的态度，有关专家也表示了赞同。
症结在于政府越位
煤电之争由来已久，虽说在今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上由于国家发改委会前的多次努力，一举突破以往的做法，实行煤电“价格联动”，煤电这对“欢喜冤家”皆大欢喜，表面上总算握手言和，顺利地完成了订货会的合同签订。但是，福州煤炭订货会前几天实际合同签订的情况并不好。
然而，让业界担忧的事是：合同价格留了尾巴。据了解，有些合同虽然量、价都签了，但价格分歧仍在，合同执行的难度可能不小；另一些只签数量未签价格的合同，可能有5000万吨左右（含2004年的3500万吨新增电煤指标）。
关键性的价格没有谈妥，为再次可能出现的煤电之争又一次埋下了“伏笔”。
那么，煤电博弈的症结何在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冯飞博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从4个方面分析了其原因：
一是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同。过去的情况是电力属于电力部，煤炭业99个国家统配煤矿属于煤炭部。由于条块分割，处于这个行业的企事业有各自的婆婆，两者之间向对方产业链延伸时可能会遇到管理体制的障碍，双方都难以进入对方。行业管理体制的分割导致了行业分割，导致两个行业难以形成契约关系。
二是市场化程度不同。煤炭业经过几轮调整，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比如行业准入方面，国有煤企一统天下的情况不复存在，煤炭业基本形成了基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但重点电煤价格依然保留了计划价格）。电力是垂直垄断行业，实行强管制准入和强管制价格。
三是市场结构方面的差异。煤炭行业生产集中度为高，过于分散，竞争比较充分。电力是一个没有破除垄断的行业。一个在谈判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上处于弱势；一个在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上处于优势。一个是过度分散，需要提高集中度，防止出现恶性竞争，一个是高度垄断，需要引入竞争机制。两个行业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在竞争中处于不对等地位的行业。
四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在两个行业中，同样存在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难以形成一个基于市场的契约关系。煤炭从安全角度考虑，关闭小煤窑是必要的，但可能因直接干预扭曲，致使煤炭供应出现短缺。
而电力短缺同样是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造成的。电力投资利润大，有大量的资金要进入，可是政府不审批，形成电的短缺。
冯飞特别强调说，正是政府的干预过多，政府越位，市场缺失，没有形成一个基于市场的煤电两个产业之间的市场契约关系，因而造成了煤电的长期“顶牛”。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用行政的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目的与手段相悖，自然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让市场酿造“长效丸”
对于国家发改委这次破例采取的“煤电价格联动”措施，冯飞表示了赞赏。他说，虽然这次“价格联动”是政府不得已采取的强制性措施，但目前政府对电价和重点电煤价格主要是实行经济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价格联动”很有必要。因为市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活动，来调整市场需求，让用户在产品短缺价格低的时候能感受到供求关系的变化。政府采取“价格联动”的措施，至少向企业发出了煤电价格市场化的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顺应了市场的需要，是一个进步。
但是，要形成避免出现煤电之争的长效机制，冯飞认为，关键还是要形成煤电两个行业之间的基于市场的契约关系，而不是靠政府的强制性措施。煤电企业之间，可以采取长期购煤协议方式，可以采取战略联盟方式和股权合作方式，形成煤电集团等等，加强合作，但一定要让企业自主选择，不能强搞“拉郎配”。政府应从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出发，加强煤炭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利用，减少浪费和掠夺性开采；电是公共产品，完全靠市场不能解决问题，终端用户的价格管理要避免过多的波动，造成用户心理上的压力，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科学院能源委员会顾问、能源领域资深专家周凤起教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煤电价格之争，是过渡性的问题，不会过于长久。目前的问题是煤、电价格没有完全放开，但放开是要有时间的，不能一下子放开。解决的办法是引入一种机制，在燃料上涨时电价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浮动，但对销售电价要进行核定，由政府审批，比如燃料上涨多少，电价给予一定的上涨幅度。价格应该是能够反映市场需求的价格，是变动的。但这需要时间，现在需要做的应是尽量缩短这个时间。政府必须利用市场手段解决电、煤两大行业之间的供需衔接问题，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和资源市场化配置体系，而不是利用计划经济时期下达计划指令，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市场问题。
专家的观点与官方的思路不谋而合。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所提出的那样：希望煤、电用户和供给方通过市场的协商来确定供应关系。
然而，要想真正理顺煤电价格，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是，要在2005年兑现中国对ＷＴＯ的承诺，就必须尽早让市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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