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这么多知识者表现得都很关心“三农”，为什么难见效果？因为我们习惯于述而不作，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先生。 我并不了解茅先生，有幸跟他照过面，却不熟悉。口耳相传，他在农村做一项很平凡的事，但这事不亚于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农村教育的内容是广泛的，那当然有正规的成体制的知识教育，但以中国文明的教育思想论，教化更应该无处不在——虽然我们几乎不知道真正的教化是什么，但其人格形式却能让我们见识到它的部分模样。茅于轼先生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为农民扶贫，无形中影响到农民，让农民自己选择并把握一种合理的生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在今天更是难得之事。我听激昂的朋友们说，我们的媒体上有关边缘弱势的内容太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左右，但媒体上相关内容的比例不到1％。这样刻意地“数目字管理”固然皮相，却也合理。如对茅于轼先生的工作，就少有同情地报道。用我们习见的语言来说，对茅先生应该大力宣传介绍，因为他在帮助农民改变自己。 我个人以为，茅于轼先生做的工作，他的存在状态，是在给今天的中国示范一种真实的生活。人的真实是什么？孔子说是仁，现代性的说法是个体跟共同体的关系意识。这些不同的方面都说明真实的人的生活里所应具有的社会性。但今天转型的社会里，人们的心态多是虚浮的。失去了真实的生活，更不用说美的生活（优雅大方之家？），善的生活（正义原则的体现？）。茅于轼先生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样式，这是很了不起的。茅于轼先生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今天不少人动辄见到有知识的、有权力的、有资本的就势利低头时，人们尊重茅于轼不在于他有经济学知识，而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这其实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曾达致这一境界，尽管他们势利浮躁，他们还是明白这个社会里真正的人是难得的，也是最值得尊重的。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只有一个茅于轼先生？为什么很多据说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实践人生的正义原则（他们的良知其实是一种病态的美学原则，他们以为自己美得感动了自己，当然也感动了一些读者）？为什么从农村“飞升”上来的人却不能实现人生的真实？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国社会确实发展的事实，今天有相当多的地区、阶层和相当规模的人群等等进入了富裕的行列，按照我们的设想，他们本来早该带动大家都富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是茅于轼先生这样的书生或君子，在“略尽绵薄”。这是为什么？ 这样，先得拿我自己作文了。为什么我总是活在表层上？为什么我不是真实的？我的例子却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我在写这些字时，我的心里仍是飘忽不安，我选择了一种近乎隐居或说自我流放的生活，但我不得不为每天的柴米油盐发愁。我是文字队伍里的穷困者。我其实跟我来处的农村里的兄弟一样，他们整天为生计愁眉苦脸，当然他们也有娱乐；我也是，我的生计是思想，娱乐就是文字。我是一个不能切实帮助他人的低能者。 那么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带动大家？仅仅拿自私这样的话来指责他们是不够的，至少也是极为片面的。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有种各样的生活原则，美的，善的，他们认为自己并不自私。答案已经写在上面：他们其实是虚无而非真实的。他们过于看重自己的权力、资本和知识，因此使得权力、资本和知识在文明的历史里无根。 至于农村教育，茅于轼先生都可以为其尽力，在其知识技能训练和社区认同教化方面还有多少可为之事？“树人”，既是我们文明最古老的原则，也是我们现代伟大思想家的名字。但今天，从事这样事业的人太少了。让自己真正与民族共同体和我们文明的根系相连，扶植人，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而这方面，不仅城市社会的游民大可教化，而且农村的教育（哪怕是单一的）也有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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