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上半年农村形势分析 “非农”经济有所好转，农业问题亟待解决 在亚洲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开始复苏、进口需求上升的拉动下，同时也受我国政府既加强出口退税、又严厉打击走私等诸多有利因素影响，2000年上半年农村以乡镇企业增长和农民外出打工增加为标志的非农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但是，由于内需增长缓慢，农业先是受到固定成本自90年代初期以来连续上涨的矛盾制约，近年来又进一步受到 “软成本”即各种服务费用上涨的制约。种地亏本、投入产出比严重不合理，导致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主产品播种面积下降，弃耕撂荒大量出现，尽管这似乎与目前强调的“调整农业结构”政策相辅相成，但实际上是长期累积矛盾不可能在农业内部解决的表现。 一、乡镇企业出口好于内销，农民外出打工人数增加 上半年乡镇企业增长形势出现好转，主要有四个特征： 其一，据农业部分析，上半年我国乡镇企业产品出口大幅度回升，出现了出口好于内销的局面。由于国外市场需求回升，宏观经济增长明显受进出口影响，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发生了自1995年以来第二次超过百分之四十五的情况。这也使得乡镇企业得到发展机会：上半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出口交货值三千四百二十六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六，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八点八个百分点。 其二，出口增加不仅拉动乡镇企业较快发展，而且出现了经济效益好于生产的现象。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乡镇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一万两千五百八十一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二；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三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六；上缴国家税金一千零一十三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六；实现利润两千七百二十四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七。效益指标好于生产指标。 其三，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不断深化，机制优势进一步发挥。一方面是规模乡镇企业发展强劲，上半年全国销售收入五百万元以上的乡镇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两千四百零七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八；另一方面，个体私营经济再次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新动力，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增加值八千零九十四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七。特别是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个体私营企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发展领域逐步拓宽。 其四，由于地处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乡镇企业出口增长较快，拉动了农民外出打工。另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农户调查分析，今年上半年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约九千万，与去年相比也有所增加。 二、农民收入可能增加，有利于启动内需 上述情况对于农民收入连续三年增长幅度下降的局面可能会有所改善。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近期的研究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长百分之一，对工业品的消费支出就相应增长百分之一点三。今年农民收入如果真能够增加，对拉动国内需求会起到明显的作用。 尤其是国家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农村电网改造、道路交通条件改善和电视进村工程的推进，都越来越有利于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增加。我国农村约二点四亿个农户家庭，1999年，农村居民洗衣机、冰箱、彩电等每百户拥有的数量分别为二十四台、十一台、三十八台。如果未来十年内全国二点四亿农户家电普及率达到1999年城镇居民的水平，可能会需要二点一亿台彩电、一点六亿台冰箱、一点三亿台洗衣机。如果按1999年产出水平计算，仅农村居民增加的消费需求就相当于五年的彩电产量、十三年的冰箱产量和十年的洗衣机产量。任何商品在农村的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二百三十八万台（件）的需求。由于农村居民对工业品的消费相对其纯收入正处在加速增长期，农村居民消费在耐用消费品、服务、建房和生产投资方面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此外，按照1999年平均每个农户年内新建住房面积五点四平方米的平均造价计算，每户新建住房投资达八百元左右。如果今年二点四亿农户年内新建住房面积超过十二点八亿平方米，投资总额可能超过一千九百亿元。另外，每年约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农户需要翻盖房屋。初步测算，今后农民住房投资每年将在两千亿元以上。如果引导得当，并且能够以优惠政策吸引这部分投资向农村小城镇集中，就完全有可能成为十五计划期内我国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农业滞销局面难以改观，生产和服务费用不断增加， 失去可持续发展条件 我国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刺激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以来，农村外出打工迅速增加，农业劳动力绝对量有所减少，而农机总动力、化肥、农膜、农村用电量则呈数十倍地增长。同期，农民在收割、加工、运输、育种育苗、播种等作业环节上的生产服务性消费也进一步扩大。国家统计局的农业核算资料显示，1999年农林牧渔业服务性支出达一千二百二十五亿元，比1995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多，年均增长百分之九左右。 对此，一方面可以认为是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带动了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独立和在新基础上的联合，这些都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农业投资的增加，又导致农产品成本不断上涨。据农业部测算，90年代农业成本上涨年均递增百分之十。这导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比严重不合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迫使国家在1994至1996年连续提高粮食的国家定购价格，却又造成改革开放20年来第三次粮食等农业主产品的卖难和积压，我国大多数农产品在价格和品质上都已经没有国际竞争力。再加上各种负担摊派到土地上，迫使农民大面积弃耕撂荒。 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滞销、价格下降所引起的规律性反映应该是削减成本，控制产量。但由于农村除了恢复家庭经营之外的其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尤其是在农村传统政治体制不适应农户经济的矛盾下，农村所有盈利行业的垄断程度都在加强，而这些部门的改革更加滞后，农民不得不向政府下伸到农村的垄断部门支付日益增加的“服务”费用。 农民说：“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喝醉”。近年来，农民反映特别强烈，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医疗卫生、交通通信、文化教育等部门，越来越多的农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负不起电费，打不起电话。从统计局数据看，这种“服务性消费支出” 占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由1995年的百分之十五上升到1999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四、启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综上所述，仍然希望有关政策部门重视我们在1993年发表农村调查报告时用的标题：“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当务之急是把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国民经济宏观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性矛盾在决策上的不良影响。 如果20年前农村改革开始时我们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这话应该改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今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超过5亿，“整、半劳动力”过剩已经超过3亿。政府需要明确强调以促进就业为所有国策中的“重中之重”，抓紧研究就业促进法。无论任何发展规划、建设项目，都应该尽可能带动就业，宁可速度慢一些，技术层次低一些。 从近期决策问题看，在国家十五规划的安排上，一方面应该以政策优惠促进农村小城镇的改革与发展，推动农村过剩人口进入城镇，另一方面重视乡镇企业对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特殊作用，加快适应乡镇企业发展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同时，还要打破部门垄断、推进政治改革，为促进农村合作事业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从中长期决策问题看，西部开发是21世纪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决策，应该坚持初衷，把调整东西部之间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关系、启动内需并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必要的市场需求这三个方面，作为该项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 其中，尤其要注意防止西部照搬某些东部已经导致我们受制于人的经验。既然国家以财政和政策性投资支撑西部开发，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这种中国人自己筹措的内部资金用于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内部问题。而这30年里最需解决的内部问题，就是用西部调水工程开发荒地资源，用“以工代赈”和“以工授地”的方式吸引东、中部农村过剩人口。否则，我们即使在荒原上修了高速公路，留下闪闪发光的铁轨和长长的输油管线，而恰恰没有人，没有农业村落和小城镇沿途拱卫，仅仅凭借这些工程是保障不了中国西部战略安全的。 来源：《中国改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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