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午，由西城区金融产业促进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京港学术成果交流会—国际金融功能区建设与首都金融产业发展在北京金融街富凯大厦四层会议厅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和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就这个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自从去年6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功能区建设与首都金融业发展的话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热烈讨论，这个话题甚至引起政府高层的关注。在这些讨论中，北京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2003年，北京金融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5%，成为北京第一大支柱产业；而金融街作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和全国金融信息中心以及金融机构总部集聚地也为各界所认同。面对巨大的金融资源和金融业对于首都经济的巨大贡献，北京金融产业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北京应该如何认识发展金融业的优势？金融街如何真正成为中国的“华尔街”？以往关注金融中心的都是金融学家或者经济学家，如今这两位地理学家从城市规划和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对于首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他们独到的见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介绍了最新研究成果《金融街：建设北京金融商务中心区的理想选择》。他说，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胀，综合实力快速提高，是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根本基础和有利外部环境，同时，北京自身也具有建设金融中心的诸多优势。包括具备成为金融中心的经济基础；具备成为金融中心的产业基础；一直保持着全国金融业中枢的地位；金融业已成为北京的主导产业和推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具有政治、经济决策和国际化程度高的独特优势。
牛凤瑞认为，金融街以其全国金融管理中心的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成为中国金融业的心脏，而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街也因此对全国经济的走势和发展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总规模的迅速扩张和经济进一步全球化，内地金融中心建设成为必然，北京有条件也有必要建设金融中心，而金融街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建设北京金融商务中心区的理想之地。
牛凤瑞介绍了金融街建设北京金融商务中心区的总体战略：通过实施12345工程（一个核心；两条密集带；三类机构；四条街道；五大中心），以现有金融街为核心，外延至复兴门外大街，打造“┴”型金融产业密集带，建设全新的“金融商务中心区”（CFD），使之成为北京金融中心的核心区和我国现代金融业最重要的承载区之一。
牛凤瑞还对于北京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商务中心区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设立北京市金融产业发展领导机构；制定北京市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在金融街建设北京金融商务中心区；设立北京金融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构造“北京金融商务中心区”区域框架；借鉴国外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管理经验；引入要素市场；增强对国内外企业吸引力，大力引入外资机构。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博士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金融中心的研究。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国内学术界比较陌生的金融地理学研究方法，对于金融中心的研究正是金融地理学的核心内容。金融地理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信息流在现代金融中心发展中的重要性。信息外部性、非对称信息、信息中枢的理论能够帮助解释跨国公司总部以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选址和集聚效应背后的支撑力量。这个研究成果提供了对于金融中心系统形成的一个更好地考虑，包括一个特定金融中心新的成长、区域性城市带的相对重要性的可能沉浮。早在2000年赵晓斌就研究发现，北京更可能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在演讲中，赵晓斌解释了在中国为什么外资金融机构在空间上集中于一个特定城市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在中国，尽管有很多因素影响一个金融中心的形成，北京对于高水平的金融企业最关键的区位吸引力是它作为信息流和非标准化信息的中枢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价值。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位置意味着北京是政治和经济信息的中心来源。这个唯一的区位特征，难以被中国的其他城市复制，这是北京作为一个全国金融中心的支撑力量。
在赵晓斌看来，中国加入WTO将转换中国的信息中枢并导致金融体系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产生深刻的组织上和空间上的重构。赵晓斌从金融地理学的观点研究探讨了这些可能的变化带来的冲击——信息流的变化、信息中枢的变化，因而金融体系在空间结构上的变化。他断言在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香港和北京将变成最大的国际和国内金融中心。进一步讲，香港，连同它邻近的几个城市，例如广州和深圳，在亚太地区作为最大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货币舞台的一个重要节点将继续领先。北京，伴随着它由于高度的行政管理能力而产生的占主导的政策制定和监管功能，将变成国内最大的金融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站常务主任王力对于牛凤瑞和赵晓斌的演讲进行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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