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与投融资体制改革方向简议 2003-12-15 前段时间，国内经济学家对经济过热讨论得非常热闹。在一次有关经济形势的分析会议上，我对政府某权威部门的人说，目前你们举出的经济过热例证如电力短缺、钢铁、煤炭价格上升等等，实际上全是你们自己在几年前整出来的。如果不是你们对电力投资实行管制，三年不让开工大的电力项目，中国会缺电吗？如果不是你们前些年不让大的钢铁项目上马，把小煤炭都关了，今天钢铁、煤炭的价格会上升吗？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市场过热、局部过热，而是计划经济时代残余的投融资体制导致了今天的局部短缺。基于上述分析，我进而批评所谓政府“调控经济过热”的说法：政府今天用右手去处理的问题恰是它昨天用左手搞出来的，如果投融资体制不变，谁能保证明天不会搞出更严重的问题来？ 在下发言甫落，已是一片掌声，看来共鸣的人很是不少。 长话短说，笔者这里想说的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确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运行和健康增长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眼下传来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破旧的体制终于姗姗来迟地要走上改革之途了。 据悉，目前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共同制订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而且不久方案可望出台。据透露，此次改革的思路是：改变过去的行政审批制度，对项目重新进行分类，对竞争性项目以登记备案制代替审批制，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和资本金制度；对垄断性基础项目则改为专家评议制。今后国家只审批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的重大项目和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环境的项目其它项目均由出资单位处审。国家将按产业性质和特点，把所有项目划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大类。改革后，外商投资由原来的规模管理过渡到按项目分类管理，属于该目录内的鼓励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超过3000万美元以上的只需在计委备案即可；否则，即使其投资规模在3000万美元以下亦需要该委员会审批。 究竟如何来理解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上述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呢？笔者以为，关键是理解现代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既是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的前提，又是必然结果。搞清楚两者关系，则投融资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改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什么叫现代产权制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谈到，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扣字面来理解，“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在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不仅资产，消费物品也在资产之列。消费物品与地产的共同点，就是都有“稀缺”性，在使用上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阿尔钦说，“产”（Property）、竞争（Competition）、稀缺（Scarci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由于稀缺，就有竞争；由于竞争，产权就变得重要，否则公平竞争就可能荡然无存，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直白地说，“产权”的概念在经济学上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并不单指财产的归属，而是至少包括“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等许多内涵在内的一个权利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代产权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通常指的是与财产权相关的“一束权利”，或者说是在财产归属基础上引伸出来的一个权利空间，并且经常与“激励机制、监督费用、排他性收益权、风险、机会主义倾向、组织成本和资产专用性”等概念相联（周其仁，1994）。产权理论的大家巴泽尔（Y.Barzel）指出：“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和权力构成。” 理解产权是一束权利（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投融资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归属”二字所能概括，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比方来形象地理解。好比说，在下有一亿的资金放在银行，无人不承认资金的主权在我，归属在我，但是在下这一亿资金的产权是否清晰而明确呢？非也！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清楚在下究竟可以如何用这一个亿的资金去做点什么。譬如，在下是否可以自由创业、自由签约，自由进出境，自由交易，自由地获取剩余索取。至少在眼下的中国，这许许多多的“自由”权利并不存在。譬如，我要办一个皮包公司，政府是不允许的，非要我先验资不可。想办个电厂呢，政府也不允许，因为那是政府控制的垄断性的投资领域。在下如果要去办一个3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呢，也不被政府允许，因为3000万以上的项目必须报经计划部门审批。最后，在下只好去办一个小水泥厂，可是过了两天，据说是重复建设，又被政府勒令关门。或者，我侥幸用这一个亿的资金办了小水泥厂后，赚了钱，刚想庆祝一下，政府却又开始征收高税，并且可以征到我亏本的地步，而事先完全不用跟“纳税人”打招呼。如此一来，在下拥有这一个亿究竟有什么真正的产权意义呢？可怜得很，没有什么意义。无所不在、无比强大的政府权力、严密管制的投融资体制早已让产权奄奄一息了。 产权被破坏，政府管制的投融资体制导致的是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及效率缺失。前些年，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作过一个对中国投融资体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结果发现两者间有密切关系。其大概的逻辑线索是，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投资和融资，控制着国有银行和证券融资，政府利用其对投融资体制的控制对于国有企业进行投资，而国有企业天生具有投资饥渴的冲动（这在短缺经济时代尤其如此），结果导致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出现，而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导致大量不良资产，继而引发银行不良资产的潜在危机。不良资产到一定程度，政府不得收缩信贷，通货紧缩因此而出现。 具体来说，投融资体制不顺的实质是对产权的侵犯，而其导致的恶果至少有三：一是民营经济得不到资金的输血而发展受阻；二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导致整个中国经济的低效率以及银行的不良资产；三是非国有金融发展受阻。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块白白流失掉了。四是导致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非正常波动。 明白现代产权与投融资体制的关系，则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亦十分清楚，那就是将本来就属于私人产权题中之义的投融资权力还给私人产权，还给公民。一是要取消和放松管制，将本来就属于私人产权重要部分的的投融资权利还给公民，不再有投资领域和线上项目的限制，并且在工商登记上实施相应改革。这些内容，有的拟议中的方案已经提到，如放弃行政审批制度，代之以登记备案制；对垄断性基础项目也不搞政府审批，而是改为专家评议制。有些象工商登记，无形资产的登记权限的改革尚没有提到。二是政府退出，政府一般不直接进行投资，而是让民间投资在市场导向下发挥作用。如，国家只审批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的重大项目和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环境的项目，其它项目均由出资单位处审。三是国家不再按所有制上有投融资的歧视，而是按产业性质和特点，把所有项目划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大类，任何所有制企业一律平等。四是改革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融资制度，加快非国有金融的发展。这一点超出了目前投融资管制的改革，因为它不在投融资管制部门的权限之内，但就整个中国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也是一个基础。 据估计，由于投融资体制不顺，当前中国至少有12万亿的民间资金被闲置。在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行业中，民间投资只占0．7％；在电力、煤气、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中，民间投资只占3．2％。此外，在电力、铁路、公路、水利、交通、能源、邮政电信和市政设施等行业，不仅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也难以进入。据此，人们可以相信，正在启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其实是在启动中国经济的未来的增长阀门。但是，改革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出现波折，会不会有人搞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或者借改革之机再度截留权力呢？这是社会公众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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