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SARS时代中国所面临挑战的思考 2003-7-1 在管理学上，有一个木桶理论。说的是企业的不同资源或者说发展条件犹如一块块的木板，他们共同构成企业的一个大木桶，而企业的发展则象一个木桶最多能装多少水一样，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 其实，不独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SARS突袭，引发巨量经济损失和人民生命损失。其暴露的是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这一块木板是如何的短小、破旧、薄弱，在危机面临不堪一击。SARS最大的教训便是：短板可以毁国。 如何避免让短板毁国，如何才能让一个木桶装更多的水，最重要的是讲求协调发展。就象一个木桶，须让最短的那块板及时补长。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香港发表讲话，透露SARS之后中国短期和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政策，特别强调了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温总理指出，“SARS的冲击也使我们看到，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应该是协调发展，过去我们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保障发展不协调，我把他形容成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肯定站不住站不稳，一个国家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站不住站不稳，所以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他表示，我们要以更大的力量，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我们正在研究制定加快公共卫生建设规划，切实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东西互动。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苦难丧邦，也能兴邦。观古今中外历史，几乎所有的改革几乎都是在危机（财政危机和其他危机）冲击下引发的。中国若真的能从SARS中吸取教训，进而从过去单一的追求GDP增长转向全面协调发展，那么SARS危机变成契机，那真是中国人的万幸！ 不过，笔者以为，中国的短板并不止于公共卫生系统，也不止于“三农”，不止于社会发展，也不止于大西部，还存在于更多的地方。兹列出笔者认为21世纪前期中国迫切需要补长的“三大短板”。 短板之一：后WTO时期统摄国内外的战略制订 目前的中国，尽管经济总量在世界上仍有不足。但在很多重要指标的增量项下，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已至相当地步，甚至达到了不容忽视、举足轻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在存量上还不是超级大国，但在增量上已成为超级大国。比如，在2002年世界GDP的增长上，中国的贡献份额仅次于美国。在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也占据了一个大的比例，而在在粮食、石油等大宗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制造品的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可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尽管从总量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在增量上中国的确已经对世界发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大。 由于中国地位的上升，中国与国际的关系正步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将不再是被动的国际环境的接受者，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影响者。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利益已经国际化，中国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国际影响。 以这样的战略高度和历史眼光来看中国，我们比较可以理解，为什么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国际评论会越来越多。一会是“中国威胁论”、一会是“中国崩溃论”，一会是“中国增长怀疑论”。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还抛出了“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将目前国际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低廉。又是一阵热闹。此外，敦促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股国际呼声，特别日本和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笔者曾经打过一个不甚恰当的比方，中国就好比一头老虎，在老虎只有猫大的时候，无人注意，但逐渐地，小猫长成了老虎样的“大猫”，这时候，必然会吸引世人的眼球，来自各种用心的关注都会日益增多。 近两年来如此密集的对于中国的关注以及众说纷纭的评论，衬托的都是一个共同的背景：中国已涉入国际深水。对此，国际社会比我们自己更加敏感。相比之下，我们自己反而可能没有作好必要的准备，亦不太清楚应以何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自身，应确立何样的战略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自闭于世界，却梦想着救亚非拉于水深火热之中；过去20余年，中国是世界的被动接受者，并逐渐习惯做一个接受者，凡事以息事宁人为上。但是，无论是骄傲的自闭还是谦卑的接受现在均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需要的有理有利明确的战略。加入WTO事实上标志着中国世界接受者的角色已经终结，因为中国加入WTO的目的，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所谓国际规则，而是要成为国际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参与制订全球规则。 即使中国谦虚，仍然保持低调的姿态，但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外部环境也将不允许中国再简单地做一个“接受者”。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和国际的利益融为一体。国际社会必然会介入中国，并且寻求与中国的政策互动，就象这次SARS中WHO的所为一样。所以中国必然会被拖入到这种互动中去。 既然如此，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中国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环境，提出统摄全局的战略，并融于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进程就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如果说，过去邓小平可以将国际问题“框”起来，一心一意只做国内的战略是正确可行的话，那么今后这一省心的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对于新的时代，我们似乎并未作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和思维准备。 我们看到，WTO后，中国需要有新的战略，而且是不同于以往的需要更多考虑国际因素的战略，是更加考虑互动的战略，是不将自己作为纯粹接受者的战略。 现在国内学术界有人在争论人民币要不要升值，有人在讨论利率市场化，有人在讨论深圳的创业板市场，有人在讨论香港的未来，有人在讨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区域经济的联合，还有人在讨论中国石油供应问题，等等，各执一词，应该说许多分析都有道理，也提出了许多有启发的政策建议，但不免流于分散和细节，如果缺乏一个大的、整体性的国家战略，那么许多问题事实上我们可能根本讨论不清楚。个中原因十分简单，战术上合算的一件事放在大的战略框架下是否合算是不确定的。 战略的制订牵涉到跨领域、跨学科的知识，需要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眼光，其对知识和能力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中国目前无疑非常缺乏战略家，也缺乏成熟的战略。以经济利益为指向的战略制定离不开中国经济学家们的贡献，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般只关注国内，对国际往往缺乏了解，而近些年来正趋于专业化分工，乃至于连大的问题都不敢提出，这制约了他们提出和设想大的战略思路，而只能在国企怎么改，三农问题如何解决，利率如何市场化等方面提出技术性而非战略性的建议。 但是，中国要往前走，从现在起，就必须重视战略制订，培养自己的战略家，鼓励民间战略研究的发展，通过制订和实施明确有效的战略来迎接未来、创造未来，决不打“无准备之战”。 显然，面向开放社会，制订统摄国内外的明确战略，是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 短板之二：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 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尚未进入尾声，但肯定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阶段就是中国人越来越关注的“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阶段。 所谓“创新制度”可以理解为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的母制度框架。这个宏观母制度的框架决定了微观制度创新的成本、制度创新的激励是否足够、制度创新是否活跃以及制度创新对于全社会来说是不是效率改进的等根本问题。 “创新制度”的创新包括象中国加入WTO这样重大的牵涉到国际协议的制度框架，在当前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宪政”建设过程。由于创新制度是母制度，并决定着微观制度的变革，因此我们可以够理解，为什么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几乎所有中国的有识之士都非常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我们同样可以理解，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的缺乏会造成何等的问题。 从实践来看，过去20年，中国取得了重要的市场经济成果，但现在中国经济改革在提供更加公平的交易规则、保护私有产权、消除政府管制、防范国家机会主义等方面已经内在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市场经济的成果迫切需要需要一整套传统上属于政治范畴的制度结构来予以巩固和发展。除了经济的发展外，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也越来越需要明确界定公权与私权的界线、参与公共决策，享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所以，宪政制度的制度创新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变革以及社会、政治转型的内在要求。 根据欧美宪法学家的阐述，宪政的核心是“有限政府”，而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有九项特征：第一，政府权力应由宪法加以限制；第二，实行分权制衡；第三，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第四，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第五，司法独立；第六，警察应受控制；第七，文官控制军队；第八，保障个人权利；第九，发生紧急状态时坚持实施宪法。又可以进一步将这九项特征归纳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第二，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第三，以宪法和法制约束权力为重心；第四，以司法审查为保障（张祖桦，“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以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对照中国目前的现状，显然还有不少差距，特别是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强势与进步来说，更是明显落后。一般估计，中国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至少已经落后了15-20年。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1982年出台宪法的时候就搞了县直选，实际上就是县自治，但是25年过去了，中国才搞村自治，而且许多地方的村自治还远远不到位。 中共十五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置于“精神文明”之前，还提出了“四大民主权利”——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以及民主监督，在认识上已有相当突破。胡锦涛总书记在200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构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显然，补长宪政短板，推进中国的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是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短板之三：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建设严重滞后 笔者再三指出，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最重要的是在理念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以及公民获取财富的合法性，但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一整套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建设严重滞后，这业已成为中国协调发展中最短的一块板，也将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成功与否的最终检验。 这种滞后的恶果已经显示。例如，“诚信”问题。在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无所不在，从毒大米、毒酒，毒辣椒到毒药，从股份公司的作假帐到基金黑幕，从官商勾结到黑社会杀人越货，从私人老板对打工仔打工妹赖帐到部门经理带领部下员工集体“辞职”，为追逐金钱不择手段的“原罪”行为已在很大程度上沾污了市场经济的声誉。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决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决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是很高的。 其实，市场经济决不是万能的。相比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好处一是可以提供价格信号；二是可以激励人们不偷懒。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有可能在交易中出现坑蒙拐骗行为，如果再加上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则“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都会出来，这个市场就可能失效。另外，市场经济还存在着所谓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彼此伤害对方是因为担心对方会伤害自己。因此，尽管市场经济的重复博弈会解决部分“信誉”问题，但仅靠市场经济本身实际上无法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效果。除了看得见的法规以及市场本身的竞争机制作用外，市场的有效运行还有赖于成熟的市场伦理对于交易者行为的规范。 市场是这样，财富方面也是这样。20年前，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承认了这句话的合理性。转眼间，20多年弹指过去，一部分已经富了起来。但是，怎么看待这批先富起来的人呢？究竟如何看待某些有问题的“转轨富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合理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拨。 往深里追究，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手段致富，富起来的人该如何看待和消费其财富，社会应该又如何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富人，这些问题其实也都不是市场本身能够告诉我们的，它们需要通过一整套的“财富伦理”来予以启示和规范。 由于缺乏正确的财富伦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崇拜”后，现在又陷入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何者为害更大，只有历史才能证明。 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并不在于有无市场，有无交易，甚至不在于有无完善的市场法律，而在于有无健全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与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与一整套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法律-文化之间取得了最大的平衡，所以能够市场经济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并且能够长治久安。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地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制约着中国社会运行的成本。 显然，如何建设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适应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文化伦理，是协调发展的最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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