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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5
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于2001年10月17日召开全体会议，与会代表就中国经济学研究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主持。陈平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李稻葵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王则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邹恒甫教授等代表先后发言。下面是他们发言摘要。
陈平教授发言
林毅夫主任对于中国得诺贝尔奖的前景很乐观，但是我的危机感却很沉重。今天记者问我："大家都提出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冲击，那么究竟在那些领域有希望?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是什么？我想用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一问题。在1900年初进入20世纪的时候，英国皇家科学院召开年会，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当时做主席发言的是当时最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姆逊，他说可惜的是天上还有两朵乌云。仅仅5年之后，两朵乌云就变成了两场风暴，一朵是相对论，一朵是量子力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经济学现在面临的形势和物理学1900年的形势是一样的。
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全都面临严重的挑战。首先，微观就只讲企业理论，只许规模递减，不许规模递增，所以我们的微观经济学是不能解释劳动分工的。而Adam Smith的《国富论》头三章讲的就是劳动分工。其二，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理论都跟经济波动有关，有好几大流派，一派认为根本不应该有经济波动,也就根本不应该有宏观经济学,要有问题就是噪声驱动,这就是第一个的获诺贝尔奖的"噪声驱动模型", 计量经济学就是这个基本思想,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白色噪声,如果他是对的话,那就相当于热力学第二类永动机是对的，而这完全是错的。事实上，物理学家在1930年就证明，噪声冲击的阻尼谐振子应该是指数衰减的。所以在我知道的获诺贝尔奖的科学里面，从来没有证明过是对的、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但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的，只有经济学，所以我的危机感非常严重。第三，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时回归分析，即假设这个系统是可计系统，我们现在做"混沌"的人都知道大部分系统都是不可计系统，那怎么能作回归？而且，我知道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可以证明大部分微观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是不对的。理性预期的第二号人物Sargent写了一本书叫《有界理性》，事实上已经退到他的对立面去了。统计学家认为自己做的是应用统计学，统计学不承认计量经济学是其严格分支，因为小样本作出的计算机模拟很难有严格证明。所以对这些基本方法有这样大程度的疑问，就说明几个问题：一，经济学家任重道远，二，我要稍微修改卢锋教授的引语，我们不是受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愚弄，而是受一些时髦理论的愚弄，包括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微观基础理论和噪声驱动理论等。
然而我们的希望所在，我们从中国的观察可以挑战西方主流理论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倡导者之一林毅夫。在今年创立的Gale Johnson讲座的第一位讲演人，不是西方主流派的经济学家，而是林毅夫，而他的讲演内容就是挑战现在最时髦的内增长理论。大家都只道，Solow认为增长是收敛的，而Lucas认为增长是发散的，用规模递增来解释各国发展差别。林毅夫用他的基本比较优势理论挑战Lucas的内增长理论，得到去年诺贝尔奖得主Heckman的认可。所以我认为，假如中国经济学界能够出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人就不应该是象当年清华的留美预备班，仅仅拷贝国外经济学教科书，向美国的名牌大学输送博士生人才，而是应该观察到中国所不能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的现象，提出能够有意义让人重新思考经济学基础的问题。好问题的提出可以推进经济学的前进，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讨论很多的不是问题。要提出好问题，需要对方法有所贡献，遗憾的是，首届经济年会没有关于方法论的专题研讨。我们方法上要更新。比如杨小凯注意到了劳动分工的问题，但用的办法还是优化均衡的办法，无法取得突破。
最后我补充一下，我对在座的各位对北大的过高期望非常忧虑，我和邹衡甫都不是北大毕业的，我们感到在北大非常难做研究，就象20年代胡适提出巴黎不适合作研究一样，然而，严济慈对此回答道："只有在巴黎还能作研究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做研究的人。"所以我想，能够在北大这个环境中，能够不受金钱、政治、时髦观点的冲击，认真冷静地向问题，是很难却是应该做的。所以相对来讲，非北大的学者相对有更好的机会。北大有个很好的学术传统是兼容并包，但是又有其很致命的弱点：即各个学派之间互不交锋。最近中心正在努力倡导改变这个现象，我们提倡举行semilar，不同观点互相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想现在我们就当场实验,，请各位讨论：到底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那些重要的进展？我们和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方面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