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上同主题同类型电视剧大撞车的情况并不鲜见，因为商业片的规律就是类型剧。但同样是收藏为主题的，就少见了。收藏是小类型，比不得言情武侠清宫秘史之类的大题目。6月电视上居然有《五月槐花香》和《人生几度秋凉》同时登台，可见收藏之热。至少，电视剧创作人员对此题材已经极度热衷了。两年前，就有我们马上要进入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热的说法，不知道电视剧这样大众化的文艺形式的介入，是否说明了第四次收藏热的到来。 不管第四次收藏热的如何界定，“热”的确存在，但与前几次，恐怕没有很多的共性。收藏史中有记录的收藏热共有三次，分别是北宋末年、乾隆年间和清末民初。前两次，北宋和乾隆年间的收藏热，多因皇帝提倡，士大夫热衷，收藏风气再由官府流传民间。宋皇室收藏的古器物达万件以上，并有专门的建筑存放收藏品。古代的士大夫，也有很多收藏家，如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米芾搜求古器物书画和奇石。古代没有现在的各种传播手段，真迹乃至摹本都很难见到，收藏往往成为创作的源头，那时候的收藏，无论如何范围和规模都不会广。 民国时期的收藏热是历史上第三次收藏热。但细究起来，与现在的收藏热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收藏是需求引导和民间资金的推动，是无限的资金追逐有限的藏品，导致价格只升不跌。而民国时，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清政府的倒台把众多的古玩字画倾泻到市场上，虽然艺术品市场非常繁荣，却很少有价格飞涨的记录。 说到考古发现，清末民初有两项惊人发现，都伴以异常大的数量。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在一个个洞窟里清扫积尘，无意中敲开墙壁，发现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藏经洞里，从地面到天花板层层叠叠地堆积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里，人们先后搬出了4万多件手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另一件也是“偶然”所得，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结果从中药成分龙骨中读出了学问，导致了河南安阳甲骨文的发现。100年间，人们从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挖出了多达15万片的甲骨龟片。最近，上海的一家拍卖会的重头拍品就是20片甲骨，相对当时成千上万的发掘量，自然是无法相提，当时甲骨最大的收藏家的收藏量超过万片。此外，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的周原也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动辄一窖十几器、几十器乃至上百器。著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现在，它们都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集中而大量的历史发现，加上乱世无政府状态使文物得以流入市场。军阀用枪炮炸药发掘的古董更见规模。1928年孙殿英东陵盗宝，慈禧棺木中堆满珍珠，拿出来清点，所有的珍珠放满三张并排的八仙桌。最终，盗出的珍宝都流落到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市场。另一个军阀在宝鸡一带组织农民成片盗墓，盗50墓，得青铜器上千件。 文物的另一大来路则是伴着前清遗老遗少败家的过程。文物的这一项供给，看似不起眼，但数量之庞大绝对超过地下发掘。清朝的收藏，继承了历朝历代的精华，到乾隆年间，又因为皇帝对瓷器玉器的偏爱，拓展出新品类。而所有这些，在民国几十年的战乱中基本都要易主。其中最著名的一项，是溥仪带出皇宫的国宝，这一大宗文物中，从天津张园带到沈阳伪满州国皇宫的古书画就达1200余件，几乎全部在日本战败的时候流落民间，近年拍卖的宋人张先《十咏图》和隋人《出师颂》都属于这批文物，它们的拍卖，都打破了古书画拍卖的价格纪录。皇帝尚不能守业，文武大臣败家过程更干脆，恭亲王不仅抵押了王府，为给母亲办丧事，不得不把《平复帖》卖出。杭州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八千卷楼”藏书因主人去世，后人经商失败，最后作价75000元售与他人。另一大藏书楼主人陆心源苦心经营，远抄近访，十年中得书15万卷，其中仅宋版书即达200部之多，有“ 宋楼”之称。但子孙不能守业，以118000元的价钱卖给日本人。这样的卖法，表面上是一笔颇大的数字，实质上一定不会卖出好价钱。 正因为价钱相对低廉，收藏家大有可施展拳脚的地方，于是也创造了很多令人乍舌的纪录，比如收藏甲骨最多的能达到28000片，要是在现在，几乎无法想象。所谓战乱黄金，盛世收藏，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乱世反而成就了收藏家的黄金岁月。随后，在50年代的大捐献运动中，大部分藏品都捐献给国家。我们现在所谓的“第四次收藏热”所能染指的，不过是遗漏在民间的小部分，只有看着价格上涨的份，却无缘民国期间藏家见识赏玩重器的精神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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