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魏杰的经济学家在质疑声中告别了新疆屯河，“无董一身轻”了。但作为一个群体，经济学家似乎仍需要跨越许多条“屯河”。
三个月来，被人讽为“老虎机”的沪深股市再度长久萎靡，至今才稍显转机。但如今，除了少数人依然像猎犬一般盯着投资或者投机的机会外，大多数市场人士和被套者均抱着深刻的狐疑，在抱怨“国九条”，抱怨“全流通”，抱怨“中小企业板”，甚至，因为魏杰辞去独董的事，抱怨起了倒霉的经济学家。而且，矛头对准的，恰恰是要命的“经济学家的良心”。
这下子问题便搞大了，因为经济学家包容人数甚广，如此便有“一刀切”的嫌疑，还因为做人尚需讲究良心，否则，便是“没良心的东西！”，更何况经济学家贵为学界精英，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良心，更需要独立的学术人格，甚至，还需要是做人的楷模才对。但如今，“有没有良心”这样低层次的问题都遭到质疑，真让国人感到了一丝“家将不家”的悲哀！难怪曾被称作“经济学良心”的吴敬琏老先生也起而论道，不再沉默了。
但吴老发言之后，环顾四周，竟发现“经济学家有没有良心”竟演化成了一场讨论。如此后果，想必吴老没有完全料到，更说明此事早已是公众舆论的潜在焦点了。现在，只是借着魏杰的事和吴老的话，把盖子揭开而已。
本来，由于“经济学家有没有良心”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大，笔者不愿意掺合进来惹事生非，但昨日和朋友通话时，他的一席话却让我生出了不吐不快的冲动。朋友的话颇为慷慨激昂：“股市从来就是智力博弈的场所，只有利益，没有良心；只有规则，没有感情。更何况我国“新型加转轨”的股市畸形突出，失真严重，是典型的投机市场，所以就更谈不上良心了。至于经济学家们，本来，他们应该是冷眼旁观的学术群体，但现在都纷纷傍商，或者“下海”，或者坐船，或者在水边钓鱼，都成为或者想成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当此之时，何谈良心？良心早已是奢侈品！”
此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顿开茅塞。是啊。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帜在中国飘扬之际，当先富的大门早已历史性地向经济学家们敞开之际，又怎能要求他们孤守青灯黄卷，苦思乏味教条，在荣华富贵、声色犬马面前做柳下惠呢？不说别的，单单就是为了满足“财富中国时代”的“自尊需求”，经济学家们也需要在报纸上发言，在论坛上露脸，在企业里顾问啊！更何况，这种参与中还有“自我实现需求”可以满足呢？岂不闻，在学术天地里有所突破是一种自我实现，而在社会上“威风八面”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啊。
当然，需要承认，在改革开放之初，在“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许多经济学家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尚不能满足，摆脱贫困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教师科研地位的上升，“自尊”“自我实现”等需求便自然升级为经济学家们的现实目标了。
而由于参与的广泛性和利益的相关性，股市便成了经济学家们展现自己的最佳舞台。试想，除了演艺明星、球坛大腕，哪里还能吸引这么多眼球呢？
在此，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被经济学家演绎的淋漓尽致，但马斯洛所在的心理学、社会学领域又有几个“家”能如此风光地在当代中国叱咤风云呢？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心理问题少，马家爵决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说我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少，孙志刚现象也决不是去年才出现……问题是，这些问题缺乏一个像股市一样牵动人心的大舞台，能让成千上万人随着股市大盘的红红绿绿而整日里“悲欣交加”。
“悲欣交加”是一代佛学大师李叔同的绝笔，这四个字涵盖了弘一法师一生的人生参悟。但现在，把它用在股市中又是何等的贴切！这样一个舞台，其感召力远远超过了当年李叔同演绎过的《茶花女》，聪明的经济学家又岂能放过如此恢宏的露脸机会，只让官员、企业家独享其成呢？
更何况，官员和老板们也需要经济学家。因为，那是良心的代名词，那是智慧的集散地，也是最好的遮羞布！在这个转轨年代，官员们有太多的河需要摸石头，老板们也有太多的空子可以钻。
因此，即便松散，即便还并不全是帮成一团，人们发现，当这三者“联合”在一起的时候，经济学家的良心便迅速地被现实的利益诱惑“招惹”得透不过气来。一来，股市的张涨跌跌如同潮汐，很快便把不少经济学家可怜的判断力冲得七零八落；二来，股市中的“利来利往”酷似醇酒，很快便让许多经济学家们在微醺的陶醉里忘却学者的尊严。
官员可以帮你提升学术地位，增加露脸机会；老板可以赞助学术经费，让你游山玩水。甚至，帮你坐奔驰，开宝马，盖一所学术大楼也未尝不可。老板潇洒，学院高兴，而经济学家们，也乐得装聋作哑，窃喜时运已到，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名利双收！
何以如此？盖因经济学家们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股权高度分裂、信息极不对称的股市里，讲求良心简直有些多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家想的是“圈钱”，机构想的是骗钱，股民想的是赚钱，只要能达到目的，便都毫无怨言。
因此，“国九条”别的可以缓行，但股市扩容可以变本加厉，中小企业板可以快马加鞭；服务投资者可以只是幌子，但老鼠仓里偷腥，保证金中变现却欲罢不能；而散户么，股票可以被套牢，娘老子可以破口骂，但炒股的冲动却丝毫不减。骂归骂，做归做，只要大盘一涨，所以抱怨便可以云散烟消。
“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股民使监管层可以拿股民做实验，政策一改再改，也使经济学家们可以拿股民当弱智，放心地替给自己“卢布”和脸面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
正如我那位朋友所言，股市里不讲良心，这里的本意就是利益。而在一个健康的股市里，博弈的规则至少需要公正，而公正就需要制定者的良心。
但是，我们这个被人称为“投机者天堂”的的股市健康么？如果答案为否，那么，你又如何去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出淤泥而不染，在这样的“天堂股市”妄谈良心呢？而如果答案为是，那么，经济学家们又如何去解释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市场质疑呢？
可见，经济学家的尴尬正是我国股市体制所面临的尴尬。证券市场“重融资、轻投资”的机制不改，股市结构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入世”态度积极的经济学家们便依然要面对类似的尴尬。尽管，大盘涨起来的时候，经济学家的日子便好过些。
最后，经济学家们似乎还必须直面一个其不愿面对的社会学的命题，即经济学家如何通过集体反省和群体自律，最终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才能在“有良心”地发挥社会效能的同时，在社会声望体系中维护自己作为学者的尊严！
不是么？一个叫魏杰的经济学家在质疑声中告别了新疆屯河，“无董一身轻”了。但作为一个群体，经济学家似乎仍需要跨越许多条“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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