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确的改革才是根本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
编者按：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场攻坚战中，中国怎样做才能加快其进程？围绕这个主题，本报从即日起推出一组系列访谈报道，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官员、行业协会、企业等方面的人物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这组报道能为有关方面作决策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隆国强是国务院的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比较年轻又很活跃的专家，他说自己喜欢跨部门的政策问题。这是记者们最喜欢的一种学者个性，当我们为新出现的问题寻找解惑者时，他是记者们最先想到的专家之一。6月30日，当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初步评估出来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贸易利益不是努力争取的全部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以来，争取市场地位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从总书记到总理，到人大主任，到商务部部长，到各个部委的领导人，都在公开场合呼吁这件事。这跟当前国外对华反倾销案的增多有一定关系，而我国企业在反倾销案中频频失利的重要原因好像就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有关。
隆国强：的确是这样。市场经济地位是什么？在ＷＴＯ框架下，由于我们的贸易伙伴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来看待，在衡量我们企业是否反倾销，或者反倾销的幅度有多大的时候，即在衡量我们初步产品正常成本时，它不是用该企业自己的财务成本，而是用第三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来衡量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格。在选择替代国时，反倾销国家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往往会选择成本比中国更高的国家来衡量。比如，美国对中国彩电进行反倾销时，它选择的替代国是印度，印度家电产业就像我们八十年代，既没竞争力，成本也很高，这样本来没有倾销，它会判断你倾销；也许你的倾销度只有10％，它说你有50％。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诉讼时处在不公不利的地位，它会带来很多的恶果。
一个是直接出口的企业很容易受到反倾销的伤害。一个反倾销案失败可能会让一个企业的产品在数年内放弃这个市场；第二是因为反倾销的幅度会夸大，导致更高的反倾销税；第三个是由于我们的企业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它会打击企业应对反倾销的积极性，企业会觉得受不到公正的待遇，干脆换个市场。但换个市场的效果是，大家全到另一个市场，但这里的人们会拿着反倾销的“大棒”等着你。还有一个恶果是因为别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官司很容易赢，这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导致他们频繁地动用反倾销手段，所以看到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是最多的，而我们的胜诉率又是最低的，只有35．5％。
中国经济时报：据我们了解，反倾销所涉及的贸易额非常有限。这是不是说经济原因不是我们这样费神费力的最主要原因？
隆国强：从数量上看，反倾销直接涉案的出口额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亿美金，在总的贸易额中比重很有限，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首先，还要看到反倾销对未来出口增长的影响。由于反倾销，不仅现实的出口受到伤害，而且该产品对某一市场的未来增长也没有了；其次，反倾销可能导致投资的转移，有报道说，美国对中国的涉案金额达12亿美元的木制家具反倾销案中，不少涉案企业是台资企业，在东莞这个木制家具非常集中的地方已发现这种情况：因中国企业的败诉，已有台商把公司搬到越南。一些配套企业如一个荷兰的生产涂料企业也跟着跑了，这是一个产业链的转移。第三，反倾销会恶化投资环境，影响潜在的投资，一些出口导向的外国投资因为担心中国外贸环境恶化而不来了，转向了其他国家。因此，反倾销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它不仅会打击现实的出口，而且会令我们丧失潜在出口机会；不仅会让现实的投资跑了，而且潜在的投资也不来了，其影响远远高于我们看到的涉案贸易额。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中国政府高层频频采取外交手段在我们的贸易伙伴中努力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争取什么优惠，只是使中国企业面对反倾销时，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地位。
从目前看，开局良好，已有8个ＷＴＯ成员承认，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其实是我国的香港特区，ＣＥＰＡ签订后就等于已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次是澳门，加上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和南非，这样加起来就有8个ＷＴＯ成员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与欧洲也是对中国进行反倾销案最多的，要在它们身上取得突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从美国和欧盟第一轮的回应可以看出，虽然他们说会很积极地审视这个问题，成立工作组来审查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但第一轮得到的结果都是消极的。
选择先易后难的谈判策略
中国经济时报：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您认为我们该用怎样的策略来加快进程？
隆国强：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它背后隐藏的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利益，是个很实际的政治问题。这和我们判断市场化进程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它是谈判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个综合的策略。
一是继续坚持国内体制改革，这是说服别人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现在的市场化进程取得明显发展，但改革还要继续深化。
二是做好宣传工作，让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正确认识中国改革取得的成果。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又是渐进性改革，可以找到各种极端的例子来证明，中国是市场经济或者不是。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的理解，它更像是一个光谱，这头极端的是高度集中的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一头完全是自由的像香港自由港式的市场经济。其他经济体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分布。光谱中包括赤橙黄绿青蓝紫赤橙黄是暖色调的，绿青蓝紫是冷色调的。如果计划经济是暖色调的，我们说过了绿它就是市场经济了。在绿青蓝紫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感觉目前中国已经过了黄，到了绿，但离紫还有段距离。美国传统基金会等不少知名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度低于中国，但最近在俄“入世”谈判中，美国已经认可俄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说服工作与谈判工作。宣传不光是利用官方媒体，也可由专家在学术杂志、学术会议上宣传，也有可能是让外国专家、官员、游客来中国切身体会。
三是要谈判。是全面推？还是由易到难？还是选择重点突破？不同策略会有不同效果。全面推当然好，但可能会分散谈判资源，应付不过来，在某些重点国家工作做不到位。先易后难的好处是，先把容易的解决了，可以给那些难的一个压力，别人都承认了，你为什么不承认？重点突破的策略，可以先把美国搞定，其他国家都会跟着走，但在搞定美国之前，其他都不会有进展。
我觉得现在中国是选择了全面推进的方式。我个人倾向于选择先易后难的做法。把有可能突破的那些先做好，提高工作效率。如果说还有精力、有谈判资源，可以在一些重点国家如欧盟等先试试水，做些铺垫。但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轻易把市场经济地位给我们的。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有什么谈判筹码？如何在谈判中使用这些筹码？
隆国强：对不同的国家我们的谈判筹码不一样，对中国市场有巨大期待的国家，毫无疑问市场是我们最大的筹码，比如像新西兰承认中国，澳大利亚很快也会承认，因为它们最主要出口产品的增量部分集中在中国，畜产品、矿石等，中国都是最大的需求国。
再一个我们可以通过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来获得主动，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公开提出要与中国搞一些自由贸易区，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搞自由贸易区可以，但前提是你必须先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就很好。当然我们还有政治筹码。我们和很多国家有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也很重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经济援助方式。一些小国家对我们的承认可能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它也不会对中国有反倾销这种事情的出现，但它的承认对我们的这项工作是个推进。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谈判的前景有怎样的判断？
隆国强：我的基本判断是，第一，我们会对小国家不断取得进展。第二个判断是，在短期内，在欧盟和美国获得进展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三是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即“入世”后十五年之前有可能最终取得突破。当然这取决于我们的努力，看我们的改革是不是在努力往前推。有很多人说，近期在欧盟、美国方面会有很大突破，我没这么乐观。
根本之道是深化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从总体上来讲，您对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有怎样的判断？
隆国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走了一条特别的路。前苏联、东欧那些国家走得是休克疗法，而中国走得是渐进性改革道路。1992年以前是一种放权让利的改革，从1992年以后大家的认识逐渐开始统一起来，这就体现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议上。1993年改革最终目标已确定，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又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市场化已有很明显的进展。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和方式的不同。计划经济是由政府来配置资源，政府是惟一的配置主体。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多元的，以企业为主，但还有市场和政府。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中国配置资源的情况已发生根本改变。
首先，我们建立起一个比较齐全的市场体系，各种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等都基本齐备。
第二，经济主体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来是由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经过多年改革，现在国有经济地位已大大下降。在制造业上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所贡献的工业增加值是1／4左右。绝大多数都是由非国营如民营的、外资的经济体提供的。
第三，政府管理经济的机制发生很大改变。原来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惟一主体，它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国家计划，现在政府也学会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实行宏观管理，它原来很多直接干预的手段，有的已取消，有的已失效。
第四，建立起了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规章，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政府、企业的权利与义务都通过法律进行了界定。
从这几方面的情况看，可以说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已有很大的进展，按照官方判断，我们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
中国经济时报：应该说这些成就都是事实，关键是外国人可能不这么看。我们该怎么办呢？
隆国强：看到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承认，第一，我们的市场化发展是不完善的，不少领域还有计划经济的痕迹。第二，我们市场化进展是不均衡的，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市场化的进展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制造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比服务业领域要高，沿海开放程度高于内地。第三是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就有一个判断，中国总体上来说是国内体制改革滞后于对外开放，政府的体制改革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政府职能转变是最滞后的。我们现在还常看到政府会用传统计划经济思路、手段来干预经济。
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体制。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但真正有效率的并不多。中国改革20多年，我们已明确提出改革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是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高度警惕不要滑向不好的市场经济去。在渐进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利益主体，他们会想尽办法来固化、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要特别警惕那些打着改革、打着法制化的旗号，通过制定法律、规章的办法来维护既得利益。有些群体可能是改革的受益者，今天却成为改革的阻力。不少经济学家、专家都很担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由于种种缺陷，有沦为裙带市场或者说拉美化的可能性。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确实存在这种走偏的风险。所以改革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应该说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不好的市场经济？从党中央国务院来看，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去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是一个确保我们建设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它会指导中国未来20年甚至50年的改革，要把它落实好。
我感觉，目前经济生活中有种不好的倾向，说发展说的多，想改革想的少，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包括新一轮经济过热，追究其深层次的原因，绝大部分是源于我们不完善的体制。在解决这些矛盾时，我们到底是想治标还是治本，会有两种不同做法和思路。不从根本上找体制性原因，只是热衷于治表，恐怕不行。
体制改革当然不是一改就灵，但这是必须的。深化改革才是解决市场经济地位最根本的办法。
隆国强简历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获北京大学理学士、管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美合作现代经济培训班结业证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规划培训班结业证书。多次获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等。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合作、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等。专著有《服务贸易－－－－工业化的新道路》（合著）（2003）；《大国开放与粮食流通》1999；《中国服务贸易》（合著）19951996 ；另参与多部学术著作的写作，并在国内外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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