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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北京的一场暴雨几乎让整个城市又陷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瘫痪。而随后的上海的大风雨则让整个城市公共交通陷入瘫痪、全市大面积的停电，及市民生命及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而该事件之后，温家宝总理直接指示，为了防范诸如此类的事件于未然，要对城市建设进行反思。事实上，北京暴雨后，世界不少主流媒体都对该事件作了不同程度的报道，而在这些报道中，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碰到什么障碍了。
70毫米的降雨量在南方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件了。
也是在同一天下午，香港的暴雨也许不会比北京的小，但在香港早已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在之前一个星期天，北京傍晚时也下了一场较大雨，结果是让在北京天通苑到北七家镇几公里路上的车整整堵了六个多小时。
而这样一个如此大的警示为什么就是没有引起北京的官员注意呢？
7月10日暴雨后有人分析，这次事件在于北京市灾害性天气预警系统不健全。
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仅仅是一个原因而已，而且这个系统只要政府投入很快就能够改善。比如说，上海市政府早在2003年12月3日就发布了“上海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发布试行规定”，要求在台风、暴雨、高温、低温和大雾天气中，由气象台向社会公众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信息符号。但7月12日，一场大风暴同样让上海陷入困境。
有人认为，这次北京暴雨事件显示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设计落后，城市管理滞后等弊端。一有小的事情发生，就会出现城市功能瘫痪的悲剧。与这次暴雨事件一样，2001年12月7日降雪灾害事件，使整个北京陷入史无前例的交通大瘫痪。因为，在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仅是以政府短期业绩为主导。政府对城市化建设可以上一个个的大项目，但这些项目与城市功能的改善及民众生活质量提高没有多少关联。北京的四环路可以不与周边的高速公路对接。五环路修通了，但是要以车水马龙的长队为代价。
正是就这点而言，来过香港或到世界一些大城市的人都会发现，人们进入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就会感觉到现代交通的如何便利性。
但是在北京的地铁，就是为了一点点管理人员的便利，则让乘客增加无限的麻烦。
比如，在北京东直门地铁与城铁换乘口，本来对乘客是一步之遥的路，地铁的设计者就偏偏让乘客走上几里路到对面乘车。诸如此类的事情，无论是城市道路的设计还是城市服务的安排随处都可见。可以说，正是这种非人性化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则成了不少重大事件随时可能引起城市功能瘫痪性悲剧的最大诱因。如果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不在这方面反思，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会越来越多。
在此，我们可以简单从英国城市化所走过的路来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工业革命完成，英国是城市化最早的国家。在英国的城市化早期，推行的是一种田园都市运动。这个运动主张城市化要以减少既有都市发展密度，不但可维系原有都市之经济发展机能，并藉以消除地区贫穷与环境污染以增进市民生活区环境的品质。在这主张下，英国1946年公布实施新市镇法。
随后的产业分布法，则强调政府以区域政策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战以后，英国的城市化先是制定相应的法规，然后在相应的法规基础上来制定可实施的政策。而城市化的法规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所强调的内容也不同。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以政治协商共识之城市化发展的运作模式，坚持城市化持续发展为目标，并以法规的规范、政府部门支出与税制改革、新组织形式来保证这一目标真正的推行。也正是以此为基础，一百多年来的英国城市化取得骄人成绩。
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惊人的进展，特别是北京与上海这几个大城市城市化速度更是惊人。如北京不仅城市的空间迅速扩张，而且人口也迅速膨胀。而在这种城市空间迅速扩张中，既没有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厘定，也没有出台保证城市发展为广大市民认同的法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做的城市规划肯定是不可持续性与短期的，从而使得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一碰到什么突发性事件，就容易导致整个城市功能瘫痪性悲剧发生。这正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反思的重点。中国的特大城市上海、北京是这样，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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