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由于商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兑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庄“， 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其中最大的票号是平遥人雷履泰开设的“日升昌”。其它还有“南通北达，二盛二协“，即日升通，日升达，百川盛、万源盛、协同庆、协同泰。这几家大票号的总号设在平遥，分号除京城外，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及商埠码头，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日升昌曾以“天下第一”，“汇通天下”而闻名。
票号鼻祖——日升昌
日升昌原是颜料行，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转为票号。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由此在东方文明古国把会票由普通商业兼营引向银行业的专营，并改变了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不经营汇兑业务的历史局限，把存放汇业务集于一身，完善了银行业的三大业务，使中国货币清算制度由运现为主转变为汇兑为主，为工商业排除和解决了运现的困难。
雷履泰把西裕成颜料庄改名为“日升昌”，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这个牌号一来标志着新的赢利途径的开辟，二来寓指会票业务的繁荣昌盛。“日升昌”似旭日东升，光照大地，万物复苏，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拟有一副对联，挂在平遥西大街该号铺院过厅的两根柱子上，保存至今。联云：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票号集中在西大街，日升昌就在此街，沿街厚木排门，檐下彩画，挂店名 牌横匾，院屋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二进为职员住处、客房；三进是二层楼 ，楼下是花厅，楼上为仓贮和伙计住处，最后进是贵宾 及高级职员住处。西侧有廊道可通马车，备有马厩和马馆住处。城里还有店主雷履泰的私人住宅。
雷履泰在他五十出头创办票号，到他离开人间，经营票号事业二十五六年。由于他为世间创造了新的生财之道，百姓对他既尊敬有羡慕，都期望自己能有像雷履泰及其二掌柜、三掌柜那样的好儿子，故平遥县流传着这样的俗谚：“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口句，三子无出息，也是程清泮。”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雷履泰70大寿时，周县商民绅士给他送了一金字大牌匾，中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表彰他的历史功绩。
山西票号风起云涌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
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岁羽）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毫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营业活动区域大体上呈分合演进状况，所谓“平帮的营业在正西、西北和长江；祁帮在平津和东北；太帮在广东和长江”之说，反映了初期发展状况，后来随着业务发展，有利益的码头，各号竞设分号，上述活动范围也渐被打破。
在票号汇兑网点发展，汇兑通天下的情况下，票号汇兑明显增加，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的14家分号收交汇兑银32225204两，平均每家达 2310800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蔚长厚汉口分号收支汇兑银 3385260两。随着业务的发展，山西票号盈利相当可观。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1888）资本银一万两，当年盈利24700两，每股分红850两，以十年为一账期，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一账期资本积累达22万两，获利银743000两，每股分红银17000两。又如锦生润票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资本银32000两，当年盈利银7380两，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资本银增为 64000两，当年盈利银51948两。
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一说王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票号组织与经营特点
票号业产生后，在企业组织和经营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它在组织形式上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资经营的，无论哪一种形式都负有无限责任。票号在创立时，由出资人（俗称东家）和经理出面，邀请证人三至五人，书立合同，规定资本数额，从数万两到二三十万两不等，议定以若干两作为一股（一般以一万两或八千两作为一股者居多），几年合算大账一次（一般以三年或四年者为多），盈亏按股均分，经理人顶人力股若干（通常以一股者居多，亦有多达一股二三厘者），另立“万金账”，用以笼络店伙，由经理视店员劳动情况，酌定其顶人力股之股额。因此，人力股总数往往有超过资本股总数的。东家（出资人）平时不问票号的具体业务，一切放手由经理负责。东家只在年终决算期阅览帐簿，合算大账期间对职员评定功过。票号资本都贮存在东家原籍的总号。因此山西票号业由于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如需要设立分号时，总号不另发资本，只给分号主持人一定数额的路费和开办费。如甲分号设立后，所需营业款项，自有与其联系的乙、丙分号源源接济。总号与分号的关系是全局统筹，表示为一种联合组织，但分号必须服从总号的决定。票号在运用和管理资金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票号业兴起后，为不同地区间由于商业往来形成远距离金融调拨提供了重大的便利。票号运作的收入为汇费，亦成汇水。收取汇费的标准则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市面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定，或压低份量，博取额外利润。这一时期，在北方商路上活动的账局，仍旧把自己的业务限制于华北各省商业城市之间，着重经营存放款业务，而把埠际贸易服务的汇兑业务几乎完全让予票号去承担。通过频繁的汇兑活动，票号业不断增长自己的分量；并且在从事汇兑的运作中，适应社会客观要求，也逐步开展了存、放款的信贷业务，日长月久，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金融组织。
（有关资料摘自《晋商兴衰史》，张正明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