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心面对现实，迫于无奈也罢，地方政府选择了倪润峰出差北京之机宣布其退位，使长虹又重新上演了四年前的那一幕：老倪引退，赵勇接棒。 对于倪润峰此番“退休”坊间流传多个版本：有在产权改革上跟政府博弈的“失败说”，有重新出山数年但并没有摆脱长虹颓势的“业绩说”，更有认为是长虹“战略迷途和路线之争”说，还有“60岁大限”之说。尽管观点纷纭，但更多的声音倾注于对倪润峰这位中国家电业一代枭雄，没有分享到像老冤家李东生那样享受大量企业产权而叹腕和鸣不平，为其没有享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激励而呐喊。 但笔者认为，当这些类似于倪润峰、赵新先等创业型企业家因改制、业绩、战略等陷入瓶颈，甚或使企业因此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的谢幕而叫好，即使没有让人炫目的激励。在叫好之余，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长虹之变是谁的责任？以笔者的观点，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可推卸的：一是倪润峰重新上任后的经营思路和企业战略；另一个则是政府的对企业的干预和政府决策的失误。对于前者，需要进行企业家“问责”，而后者则需要对自身的反思和自身角色的“归位”。 有人认为，倪润峰对长虹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似乎当给予其相应的“产权激励”，政府应该对其企业家能力“买进”。但四川省国资委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宣布其退休，对倪润峰的企业家能力采取了“卖出”的方式。有些人是对此不理解。 但放眼看来，综观近年来长虹发展的历史，我们可能会更加释怀。1999年长虹业绩开始下滑，中间虽有起色，但尤其近几年企业仍然问题重重：海外营销受阻，产业升级乏力，改制一再破灭，应收账款高居40亿元不下，企业发展徘徊不前。即使行业排名也由电子行业的龙头被排挤在第十名。如果说，产权改革是倪润峰无法左右的，那么其他方面却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由此，倪润峰的“退位”当在情理之中了。政府只有通过引进新的企业家才能，才有可能发挥企业家的火车头作用，带动企业再度飞速向前。 显然，倪润峰等人退出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对旧企业家才能的“卖出”，对新的企业家才能的“买进”。当竞争对手在飞速发展的时候，长虹却只能算得上原地踏步，产权激励还能提得起来吗？毕竟我们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是分享国资的“盛宴”！ 其实，在是否要对倪润峰进行产权激励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到底谁在折腾长虹？四年前政府宣布老倪引退，赵勇上台，四年后再次上演了老倪引退，赵勇上台。用四年的时间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也是当地政府的“否定之后的再否定”，然而对于企业来说，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长虹在停滞！ 倪润峰2001年复出和今天的“谢幕”，毫无疑问，都是当地政府起着主导因素，没有遵从市场规则，也违背了新旧交替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长虹是“冤枉”的。他们承担了决策的代价，当地政府也要对自身决策的失误而承担责任。 从这一点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如何摆正自身的角色，政府如何保证自身决策的正确性，政府如何履行出资人本应该履行的角色，企业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培养和推出合适的接班人，都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应该说，地方政府和长虹本身都缺乏这样的流程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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