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刊载了关于中国经济的专题——《中国工业革命系列》，中国和工业革命两个词的连结听上去是那么激动人心，这是继中国奇迹和世界工厂之后又一个具有想象力的概念。 但是这一系列报道读起来却像是对中国经济的反讽。文章中不少跨国公司的人士都在抱怨，他们说中国除了劳动力成本低以外，其他成本都比较高：市场的条块割据，地方政府难以预期的管制手段，技术水平的低下，供应商链条的缺失。 作为生活在“世界工厂”，有可能目睹“工业革命”的中国人，我们有必要重新考量这一概念的由来，有必要廓清它和世界工厂之间的区别。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说，如果一个古希腊人能神奇般的跨越时间来到1750年的英格兰，他会觉得很多地方似曾相识，但如果是降临在1780年到1850年的英格兰，他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许多人，包括经济史学家都把工业革命看作是一场突变，它是蒸汽机和飞梭带来的技术进步，是生产力飞速提高的人类的黄金岁月。 这些黄金岁月真正的动力是什么？是诺斯教授对工业革命提供了更富真知灼见的解释。他认为是一些制度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这一根本性变革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从而引起了交易成本的增加，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就促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变革：人们用习惯法约束企业家的行为，商人们尊重契约，明晰的产权划分使得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同时也分清了政府管理的边界。这样的解释有助于人们理解“韦伯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以及“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技术高度发达的14世纪的中国。 从这一角度来衡量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结论应该是：任重道远。眼下，全世界都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外在的变化。对外开放和入世使得全世界都成为中国商品的市场，稳定的政局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把这里变成了外资的热土。但是正如高耸的烟囱无法阐释工业革命的真义一样，世界工厂的地位也难以确保中国经济质的变革。 对一些中观和微观层面问题的审视有助于我们的思考和判断。以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中国彩电业为例，现今留存的六七个大的彩电企业多数仍然具有浓厚的国有企业色彩，在这样的产权机制下，彩电业的第一轮淘汰战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家竞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内部生产、技术、经营等纯粹商业因素的竞争地位弱化，无休止地利用非企业资源来打价格战成为主要方式，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的庇护者，而企业家精神被人为限制。将全部精力和资源配置于价格战的中国企业因此一再失机，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面对全球市场，除了将国内价格战战火向外蔓延，使自己在反倾销官司面前授人以柄外几乎难有作为。 日前黯然退休的倪润峰在他的鼎盛时期无法完成任何跨省并购，尽管这与适度集中的产业要求相一致。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处理长虹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他的退休正囿于此。 于是，尽管彩电企业们把中国制造的工业品运送到了全世界，但是他们的地位依然被锁定在了技术领先者的代工厂商之上。技术层面难有作为的背后不只是企业战略的偏差，更是彩电企业和倪润峰们面对制度壁垒的一声叹息。 我们也听到技术水平更高、劳动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的叹息，他们为市场准入的艰难而叹息。 在关于世界工厂的吵吵嚷嚷尚未平息的时候，倾听这种叹息让我们更加清醒。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说，中国早在宋朝就有发达的契约制度和一个羽翼丰满的工业革命所需的技术和商业知识，但由于没有专利法和保护企业剩余权的法律，工业革命终不能最早在中国发生，很多在当时一流的技术却不能经由企业家的组织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今天，我们不应让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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