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在政府里工作的人有不同的称呼，老百姓叫干部、领导，或者是“当官的”。在机关内部他们就自称公务员或者直接按照职务叫，比如科长，处长或者部长。在别的国家也一样，称谓各有不同。有的人被叫做公务员，有的被称作政务官，有的则被称为政治家。 称谓不同，其实也就表示意味不同。我们这里习惯于笼统论之，但在现代体制之下，其实是有必要明确规范下来的。因为不同的称谓之下，对人有不同的要求。 以上所论，由最近两条与中国女部长相关的消息所引发。 先是上上周，报纸登出消息说，国务院和中直机关的80余位女部长（包括在任或者卸任，正职和副职）济济一堂，由国家一级艺术形象顾问某女士及某著名设计师，“为她们讲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如何穿衣化妆，告诉女部长们如何将自己打扮得美丽得体”。这个新闻大家看了都觉得没什么不好的，即便刨去性别差异，不用“女”部长强调个没完，部长们都抽时间学习一下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应该注意的着装、仪容也是好事。 但隔了没两天，又有新闻出来了——“80余位女部长‘学习穿衣打扮’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日，国际羊绒巨头、中国服装第一品牌鄂尔多斯迅速做出回应，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部长内衣设计室’，鄂尔多斯同时宣布采取免费做形象顾问并量身定制的方式为所有中国女部长服务，并呼吁其它企业采取类似举措，为提升中国官员的形象共同努力”。此举在社会上立即激起轩然大波，有人直指鄂尔多斯是打着“扮靓女部长”的幌子“讨好部长”，或者说向女部长们“刻意拉关系”。 政府一向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在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普通民众也对获得提升的女领导、女干部寄予厚望，一旦有什么事情可能会伤害到她们，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女部长们的特殊身份对于她们自己来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要求，她们要怎么样做才能不被伤害？ 在我们逐渐走向规范化的现行公务员体制下，部长当然是公务员。但是细想想，又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有所不同。因为这些部委正职的任职，是经中央政府拣选、提名，由全国人大批准任命的，是重要的政府组成人员（其副职也是直接由本届中央政府任命），他们的工作和任免是进入了“国家政治生活”范畴的，与一般意义上讲的“行政安排”不同。在政治学意义上，通过投票而产生的政府首脑是当然的“政治家”，政府各机关的具体办事人员是我们俗称的“官员”也即“公务员”，那两者之间承上启下的他们算什么呢？叫“高级公务员（干部）”当然也可以，以示与其他公务员的职务性质有所区别，但实际上在“现代公务员体制”的原产地，他们有一个与国家公务员不同的属性定位和“官称”，叫做“政务官”。 这个官称还是很贴切的，它准确的界定了自身的独特定位。与公务员不同，公务员只承担具体的事务性责任，是事务官，作为政务官的部长们呢，因为他们是政府（内阁）组成人员，所以他们更多承担着政治责任，所以叫“政务”。他的举动代表着政府形象，他（她）的工作和私生活也都受到更多限制，甚至隐私的权利也比一般民众要少。 政务官又与各级政府首脑即“政治家”不是一个性质，“政务官”必须遵守与公务员一样的不能吃请、不能要钱、不能接受赠予和服务等等戒条。所以，政务官也是很难干的角色——他的部门管着一大摊子的具体事，但与公务员不同，他们要为这些事承担政治责任；他们承担的是政治责任，但与政治家又不一样，政治家能干的他们不能干。他们需要遵守的公务戒条最多，能得到的政治宽容最少。但惟其如此，才能使政府运作保持平稳，成为政治家的“宏大叙事”和公务员的“机械程序”之间的调和剂和平衡器。他们在公私各方面都“难做”，对政府来说很重要。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的举动，其效果如何就不言自明了。行贿不行贿且不去说它，说不是“公关”、“营销炒作”恐怕没多少人信，想给所谓的“贵族内衣”打开市场，不是没别的法子可想，把这整个群体的国家重要官员扯进来是不被许可的。政府官员不能成为商业活动的“代言人”，法律和政纪不允许，把他们被动地扯进来同样不行，叫成“扮靓女部长着装形象”工程，性质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公开的、自愿无偿提供的“免费形象顾问服务”，对普通消费者可以，只对她们不行，因为她们是部长，是政务官式的“高级公务员”，是公权力的执掌者，代表“政府”这个实体的形象。 我们没有听到女部长们对这个莫名其妙把自己扯进去的事作什么回应。而对于部长们来说，在这个“扮靓女部长”的“热情”里，回避、不参与这种商业行为，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作为担负“政务”官守、被赋有“政治”责任的重要官员，与可能哪怕并无大碍的社会商业活动拉开一些距离，是官体是操守的必然要求，“避嫌”将是“高级公务员”重要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里就用得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距离产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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