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和减贫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投资千亿元人民币，解决了两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一成绩是世所罕见的。但是，中国贫困人口的脱贫速度在近年来开始减缓，去年由于自然灾害和非典的影响，中国贫困人口甚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少量反弹，增加了80万人，这些新的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他们靠天吃饭，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经济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然灾害年年有，并非2003年最剧，为什么这一年度会出现贫困人口的反弹呢？当然，这与非典的肆虐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也要看到，去年的非典疫情对农业经济的负面影响远远小于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对于那些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非典的抑制效应并不明显。因此，除了自然灾害和非典疫情以外，贫困人口的反弹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
首先是政策性扶贫的正面效应开始减弱，并在去年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改革初期的“三包”政策极大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贫困人口随之大幅度减少，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税费改革缓慢、农民负担较重、人口流动频繁等原因，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农民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减缓，这必然给减贫工作带来压力。
更重要的原因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开发性扶贫开始显露出制度困境。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制约，中央下拨的扶贫专用款项在许多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劫持”。“劫持”有这样几种情形：其一是被基层各级政府“提留”，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或者直接用于挥霍，前不久，厦门市通过审计发现，两笔共300多万的扶贫款到了项目上，就缩水了70多万，其去处就是市、区、村三级单位的违规提取；其二是被贪污和挪用，广东省原“扶贫老总”薛长春涉嫌侵吞公款3000万，其中大部分都是扶贫专用款，这对广东扶贫事业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青海民和县北山乡用扶贫款购买越野汽车，陕西某县政府挪用扶贫款盖政府办公楼，也在近期被媒体披露；其三，扶贫款虽然“疑似”被用做扶贫，但被有关系、有能力的人搞到手用于致富，贫困家庭没有得到救济；其四，扶贫款成为政绩款，大量扶贫工程只是障人耳目的“样子工程”，贫困地区的经济造血机能没有得到改善。当扶贫款变成了“唐僧肉”，当扶贫工作沦为政绩工程的附庸的时候，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严重受损，开发性扶贫正在沦为政绩扶贫。如果不能严厉打击以上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如果不能走出扶贫“变味”的难局，中央的扶贫政策必然大打折扣，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必然减缓，农民返贫的可能性必然加大。
此外，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受自身技能和当地自然条件的局限，无法通过开放性扶贫解决温饱问题，这个贫困基数的存在，为贫困人口的总量反弹也“创造”了条件。因此，对这个人群实行救济性扶贫是非常必要的。
贫困人口的反弹提醒我们，中国扶贫工作到了真正的攻坚阶段。此“坚”既非贫困人口数量之巨，也不是自然灾害和疫病蔓延，而是为扶贫工作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刚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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