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前几年，外地朋友同我聊起上海兴建的延中绿地时，赞叹上海城市改造的魄力和手笔。我说，这恐怕同上海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有关吧。到了这个份上，人自然就会关注起周围的生活环境来了。那么到了人均7000美元又有什么指标呢？我说，大概会禁止自行车上马路。朋友乐了，说这做不到。我说，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而到了那个阶段，就必须用新思维去想新问题。
新思维就是对未来发展的预见和把握。举例来说，这几年，全国各地都闹电荒，追根溯源，就查到电解铝、钢铁等高耗能行业上了。还有文章批评老百姓不太注意节能。报纸上又报道说，6月11日下午，由于天热，北京市用电最高负荷上升到814万千瓦，比周初的最高负荷猛增出202万千瓦，增加量达到33%。电力部门警告说，倘若今夏气温偏高，用电负荷还将增长，华北电网将重新步入阔别10年的计划用电时期。
听来真有点儿吓人。这个发展中的难题，显然同北京市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直接相连。此时应该反省一下宏观调控部门的责任了。
我不知道人们在执著于每年GDP增幅的时候，是否认真探讨过世界各国在GDP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姑且就拿GDP作为观察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潮流会有哪些标志性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供求矛盾？
在我想来，当邓小平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在未来20年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后，中国经济的每年增幅大致就有了明确要求，而人均GDP的增长，也被人们反反复复测算。这种测算，显然应当包含着从钢铁、有色金属、能源、矿产，到住房、汽车、家用电器、通讯设施的增长和人均消费的测算，这些是中长期经济预测和规划的基本工作。
如同萨缪尔森所说：“就像汽车明亮的前灯一样，良好的预测展示了经济的前景，并有助于使决策者根据经济条件来采取行动。”怎么到了今天，我们耳边萦绕的，老是本月下月的CPI、本季下季央行会不会宣布加息、宏观调控的“软着陆”、“硬着陆”等等短期评论，和“能源快要用完了”，“水资源被浪费了”，“耕地被变为开发区了”的悲情叹息？
时至今日，终于有人谈到，是1998年国家开始限制电力投资的政策，造成了目前供给的短缺。我们不禁要问，谁来对预测2004年北京市家用空调的普及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预测北京市用电计划的失败负责呢？
顺着阅读缺电问题的追踪报道，我们还被告知，发电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缺煤，而缺煤又是因为铁路运力不足造成的。这真让我犯疑惑了，不久前，我们听到的还都是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进入买方市场，开始遇到生产过剩带来的问题。而现在，我们面临的究竟是投资不足造成的紧缺呢，还是投资过热引起的紧缺？
建国以来，中国是沿着计划经济的道路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之所以搞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计划经济总是做不好计划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却长期制造短缺和贫困。
中国经济在最近20多年里高速起飞，正是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这无须争论。然而，这些年来，我们仍然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里周旋，天天盼着经济起飞，而上升周期却总是那么的短暂，“软着陆”反倒常常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目标。
经济学家认为，“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而“大起”的冲动不正是来源于上一个波动周期所积累的短缺和需求吗？怪不得有人说：“冷也是政府部门批出来的，热也是政府部门批出来的，过热了还要通过加强审批来抑制过热。其结果，我们搞市场经济这么多年，有关部门的审批权限不是被削弱，反而不断得到强化。”
在这里，我们且不评说政府该不该审批，而是切实地希望，这种行政权力一定要以科学的预测来约束和保障。（银河证券上海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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