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使差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最差的金融机构能够被淘汰出局。”7月12日，周小川在第五次亚洲论坛上演讲时说，差的金融机构能在金融体系中继续残存，就是对金融稳定最大的威胁，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形成巨大的道德风险。
而此前半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召开“为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司法保障座谈会”，提出要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工作。会议对最高法院拟发出的《关于在审理、执行已被撤销、关闭和停业整顿的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民商事案件中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几个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强调，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各级法院要集中优势力量，做到依法及时立案、及时审理、及时判决、及时执行。
今年四月以来，随着“中国第一庄”德隆系引发的风暴，许多相关的公司或机构都经历着雨打风吹，其中不少金融机构或者被责令处理资金漏洞，或者直接被卷入诉讼。而此间正值《企业破产法》提交全国人大初次审议，业界不少人士以为德隆事件有可能会成为金融机构淘汰机制形成的催化剂，“关键阶段”或将来临。
《通知》遭遇难产？
“最高院在这个时候着手起草《通知》，有很大原因是因为迫于现在的压力。”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的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近期出现的德隆系崩盘等“大事件”，接连涉及到金融机构的资金问题，由此引发的对于金融机构的官司纠纷将层出不穷，法院需要有个指导性的意见统一审理和执行工作。尽管以乐观的估计，新的《企业破产法》（下称“新破产法”）会在年底出台，最高院仍然要抓紧时间拟订《通知》。
“这个《通知》的征求意见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还不好说。”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对记者说。
然而，这个为了应对急务之需的《通知》却可能遭遇难产。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通知》极有可能出不来了，“出现了一些情况”，但具体是什么并未多言，只说“比较复杂”。
据称，目前《通知》征求意见稿的具体内容主要还是依据2002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是要把握审理和执行被撤销、关闭、停业整顿金融机构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和政策界限，考虑到行政撤销、关闭、停业整顿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防止由于不当审判和执行影响这些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工作。
在四大国有银行改制关键时分，按黄松有的说法，“要正确确定四大银行改革前后的诉讼或执行主体，依法确定其民事责任的承担。”
《通知》征求意见稿初现时，一些业内专家和学者认为，在新破产法还未出台前制定这样的工作指导是不大合适的。
“对金融机构体系的退出机制如何规制，还需要系统研究解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因为出了几个大案就出台一些规定并非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不过，最高法院也不是临时抱佛脚地要出台这样一个《通知》，而是随时在准备着对于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审理。
“而且新破产法也未必就会在年底出台，”李曙光告诉记者，现在才刚进行一读，要三读之后通过，并不一定在下半年内就能完成。
谁给金融机构破产买单
周小川说，现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方式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性关闭，而不是市场化的破产方式。这与当前法律环境和司法执法条件有关。而行政关闭后，人们往往会去找政府，使政府承担了过大的责任，而且助长道德风险。并且，行政关闭随意性很强，法规又跟不上，行政手段与司法发生争议的矛盾经常发生。
但是，“新破产法草案中并没有对金融机构的破产作出特别规定。”李曙光解释说，破产法规定的是企业的退出机制和程序，而金融机构作为企业的其中一个类别，没有必要做特别的规定。
据透露，按草案规定，银行和金融企业破产在一般程序上适用破产法的规定，但特殊问题“适用有关的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要由国务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李曙光认为，新破产法草案中对于金融机构破产的具体规定还是预留了足够的司法解释空间的，所以，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还是可以逐步地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金融毕竟有很大的特殊性，因此，金融机构的破产还是不能少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控干预，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比如，金融机构的破产要经过行政机关的批准，并且要采取行政拯救措施。”李曙光告诉记者，在美国等市场退出机制比较完备的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破产也是有这样一个拯救过程的，因为它涉及的社会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
金融稳定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的破产必须非常慎重，但同时又需要建立淘汰机制。周小川认为，在保持金融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必须注意处理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既不能因防范道德风险而影响了社会稳定，又不能因一味强调稳定而不顾道德风险，以致取代了市场约束的力量。
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因此，由于历史包袱导致净值为负的金融机构在关闭破产时应由谁来补偿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难题。“中国在转轨时期，很多金融机构承担过政策性贷款，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的净值本身就是负数。”周小川说，这些金融机构应该是要破产或兼并的，可是一旦关闭或破产，就会涉及到储户或投资者的损失及其补偿问题。不补偿会出现社会不稳定，同时会引起连锁反应。但国家补偿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使市场和社会不对金融机构的质量和风险作出判断和选择，从而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力量。
破产法专家都认为，除了立法外，在司法和执法方面也存在问题。破产法必然涉及重组、收购兼并等问题，因此破产案例的司法和执法专业性很强。尤其是涉及到金融机构破产，问题就更为复杂，某些地方法院在破产、重组、收购兼并领域专业人才不足，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中国的现行司法体制是二审终审，大多数案件在地方法院就终结了。因此，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就值得期待。
“这些就更需要一个长期的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了，立法的完成仅仅是初步建立一个框架，填充这个框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李曙光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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