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将于4月22日到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和商务部长埃文斯会面，共同主持中美商贸联委会，这将是中美商贸联委会升级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会晤期间，中美近期一连串的贸易纠葛，都将被触及。
对于两国间的公案，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从知识产权、纺织品、农产品到钢铁，从"301条款"到"337贸易大棒"，从争取最惠国待遇到艰难的" 入世"进程，无不如火如荼。有学者总结，中美贸易基本上三年一大打，一年几小打甚至十几小打。
在当前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之下，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更多地决定于经济利益。基于双方已经形成高度的贸易依赖，争吵往往无伤大雅。但是，不可否认，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中方一直处于弱势。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输出通缩论"和人民币升值威压，我们都可以以理服人，在策略上，却不得不更加迂回。
根据有关统计，中国2003年的进口额比过去增加了40％，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进口国。除了正常的进口额度的增加，我们还有大规模的采购---在去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就签署了3个大的采购合同，总价值超过60亿美元。但是，采购大单似乎并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没过多久，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贸易纠葛就又成了新闻热点。
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经贸问题不要政治化，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却是很难实现的。在美国大选临近时期，中国问题又将成为竞选者哗众取宠的砝码。
智慧将最终决定输赢。对于美国，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贸易策略，能够在中美经贸的大大小小的博弈中，战略上不低于人，战术上也不输于人，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4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中国社科院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洲研究室牛新春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九期，就中美贸易的症结与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对话：中美贸易顺差探源
《21世纪》：最近中美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摩擦，从1979年两国建交以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出现过哪些变化？ 隆国强：从历史上来看，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中发展最快的，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9年以前，中美关系都非常好，两国的贸易额也迅速增长。当时的统计数字实际上是被大大低估了，因为在19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还处于比较初级阶段，大量的贸易实际上都通过香港转口进行，而这些并没有进入到中美贸易额的统计中。
另一个拐点在1992年。从双边的统计来看，1992年中国对美还是3.1亿美元的逆差，1993年开始一下就跃到62.7亿美元的顺差，以后进入长时间的顺差状态，而且数字越来越大，以致这些年来贸易不平衡成为一个突出的双边问题，很多其他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由于双边贸易不平衡带出来的。
对于双边贸易的差额，统计差别很大，2002年的顺差，中方的统计是47 2亿美元，美方统计是1030亿。原因在于美方把从香港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按原产地规则统计为中国出口，却把它经过香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统计成了出口到香港，所以美方的数据高估了中国的顺差。当然，中方的数据也存在低估，我估计实际顺差大概在600多亿。
马宇：在贸易顺差方面，还有一个利害关系不对等的问题。1993年以来，对美国一家的顺差额要大于我国的整个顺差额，尤其是我们前些年的出口导向下，鼓励出口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贸易伙伴对我们来说也更重要一些。
而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逆差对它的消费者肯定非常有好处，但是，相比经济增长，它更加关注失业问题。这也就造成了中美贸易基本上三年一大打，一年几小打甚至十几小打，1994年知识产权谈判一度恶化，但无论如何摩擦，两国贸易关系都难以断裂。因为两国实际已经形成非常大的依赖关系，中国的加工贸易产品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隆国强：中国人看美国市场，对其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且公开承认。但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看得并不是那么透，也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实际上，美国维护了将近10年的繁荣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贡献。在美国经济繁荣的时候，整个国内需求很旺盛，那时候低价进口产品，对于维护低通胀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中国在资本的层面上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弥补了储蓄率很低的美国资金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经济的强势和美元的强势。美国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蒙代尔等人，只要不在政府部门干，都看得很清楚。
除了经济上的互补性，美国的一些产业确实受到了进口产品的冲击，但是要看这个冲击到底是中国人带来的，还是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一起带来的。如果中国的产品不大量对美出口，它的这些产业能不能维持住，也是个问题。美国老有一个想法，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中国市场保护。但事实是，过去十年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进展是最快的，因为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关税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取消了。这在美国的对华出口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从1991年开始，中国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宋泓：包括香港在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93年至今累计将近 6000亿了，如果没有这种顺差，我们跟其他国家肯定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逆差。实际上我们处在一种二传手的位置上，一方面是跟亚洲四小龙、日本的大幅逆差，另一方面是跟美国的大幅顺差。从结构上来看，实际上是把以前美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结构特征转移到中国身上了。
从统计来看也能够印证这一点，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顺差都来自三资企业，甚至有的年份，国内企业是逆差，外资企业除弥补这些逆差外，还创造了中美贸易的全额顺差。 隆国强：但是挨板子的往往不是三资企业。两国的顺差使得整个双边贸易罩在这么一个大氛围下，它觉得你占了便宜，也有理由来找茬，但是反倾销对象的落实，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身上。
对"二传手"的说法，一个专门的鞋类贸易的统计图形印证得非常好- --随着中国在美国占领市场份额的上升，韩国的份额持续下降，但是中国、韩国这两个国家的鞋类出口加在一起，几乎没什么变化。
"中国制造"是与非
《21世纪》：中美贸易纠葛的直接原因还在于双方特有的产业结构的优势发挥问题，在中国产品大量进口美国的同时，美国却不能有同样畅快的感觉。
马宇：从产业角度来说，美国的比较优势很明显，但是中国贸易市场开放，远远达不到他的要求，比如服务贸易领域，美国的优势就很难发挥。农产品方面，我国这几年虽然小米、大豆、水果进口都比较多，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宗的农产品进口控制还是非常严，还有配额管理、专营等问题。
隆国强：知识产权也是美国的竞争力所在，美方估计，仅此一项，美国每年的直接损失就达到70亿美元。 但是，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遇到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中国的本土企业，也不能归咎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它更多面临的是来自欧洲、日本企业的竞争，只要中国施行了所谓的非歧视政策，那就取决于美国企业的竞争策略。实际上，中国本土的企业，由于产业结构上的差距，跟美国企业的直接竞争是很有限的。
《21世纪》：中国给美国产业造成压力的，主要是哪些产业呢？
隆国强：主要是钢铁、纺织等一些夕阳行业，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而言，想短时间内把这些工人转移到服务业也不太容易，他最终要考虑就业的问题，这种非技术性的、非专业性的工人就业，多少年来一直在保护。 《21世纪》：发展这些夕阳产业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隆国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服务业或者高端的经济模式也很难发展起来。加工贸易的发展，恰恰是中国过去20年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方。东莞市长曾经说过，从深圳到东莞的路上一堵车，全世界的IT产品市场价格就波动。
世界银行曾经表示，中国是全球化过程中少有的几个受益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贸易主要来源于外资，我们超过50％的贸易出口是靠外资。外资到中国来，恰恰是因为加工贸易的政策。大概有70％的外资，也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投资是到中国来搞加工贸易的。
马宇：1986年，国务院22号文件《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对贸易影响很大，基本精神就是鼓励产品输出。197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把进口作为经济发展的负因素，鼓励贸易替代，能自己生产的就自己生产，实在不能生产的，也是进口那些高技术产品。
牛新春：在产业链上，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在全球产业链中，美英属于第一级，提供金融等服务业；德国属于第二级，提供生产设备；日本、南韩属于第三级，他们用德国的机器来生产彩电、冰箱；中国处于下一个级别，生产鞋帽等日用品。
隆国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专门有一段话，首次对加工贸易进行了定位，确定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已经认同了加工贸易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今年初召开的全国贸易座谈会，也是一个标志。 对加工贸易的附加值，有一个形象的例子。在一个1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中国得到的附加值只有50美分，我们好像很亏。其实，在这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里面，如果我们做出的贡献的价值就是50美分，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
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21世纪》：在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中，政治的因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去年12月8日，温家宝访美时，提出了以"发展、平等、互利"为核心的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五条原则，最后一条特别提出"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牛新春：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来看，我感觉随着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影响越来越弱。中美建交初期，经济关系的维系是在政治关系推动下产生的， 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商业利益。
中国入世之后，特别最近一两年之内，双方政治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不断弱化，9·11之后，鲍威尔甚至表示中美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隆国强：温总理讲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说明了中美两国间政治氛围并不好，对经贸发展不是一件好事情。
美国一到大选，就拿中国说事，美国的战略家认为中国是其竞争对手，而不是公开说的合作伙伴。我在美国的时候，小布什的第一任国务院的政策室主任就表示，中美是战略竞争关系。如果没有9·11，肯定小布什这一届政府要执行这一战略，基于反恐方面对中国的需要，才有所改变，但是在这些人的脑子里面还是这个观念，他们认为真正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的，就是中国，也许还有印度等，但中国是最现实的挑战者。
隆国强：中美经贸关系实际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所谓不对称，就是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强者和弱者博弈的时候，只能采取不同的策略，强者的表现来得更直接、更霸气，弱的一方就会迂回，更加谦让，最后的结果还取决于双方的智慧，如同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一样。
马宇：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总说中国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但是现在不可能不跟中国发展关系，因为即便美国不跟中国发展关系，中国还是会强大起来的。所以每一位候选人竞选的时候，说得比谁都硬，但是他们上台以后，又很少有大的动作。
牛新春：这次大选中，中美关系可能是最不热的一次。在美国50个州中，有一些州是民主党的铁票，比如加利福尼亚是不会投布什的，一部分州是共和党的铁票，其他都是二者竞争的，据我们估算有18个州。在这些州，一些关系失业率的行业，无论是农产品、钢铁，还是纺织品，都将是双方关注的焦点。虽然影响到的只有几千人，但对于一个小州来说却很重要。现在一般美国失业率至多达到5％，几千个工人所占的比例已经是很高了，可能会影响竞选的两三个百分点，那几个州的贸易额发生改变，是很重要的。 隆国强：同样是采购，我们可以选择边际效应大的项目，不要为了应对压力，盲目地去采购一些商品。做得巧妙的话，一个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的采购却可能发挥重大的作用。
和平崛起下的贸易策略
《21世纪》：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对中美经贸关系而言，是否存在潜在压力呢？
隆国强：从整个历史上来看，往往是一个大国的出现，要打破原有的平衡，处理得不好，就会发生很多矛盾，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跟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关。不管你多么低调，韬光养晦，事实上的成长壮大都会给大家带来压迫感。
我们去年刚刚提出来的新理论是"和平崛起"，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在不威胁他国的状态下发展，通过贸易的手段解决经济上的需要。比如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45种战略型资源，到2010年，自给自足的只占一半，2020年只可以满足6种，有39种要依靠国际社会。如果不能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只能通过非经济的手段，但是在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去购买这些资源，经济上也能实现一种共赢。
《21世纪》：吴仪副总理即将访美，与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商务部长埃文斯会面，就双方争执的贸易问题进行磋商。那么，在处理贸易问题上，我们可选择的策略到底有哪些？
隆国强：在应对的策略上，我想关键是不要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
首先要肯定中国贸易顺差并没有什么错，这样从讲理的层面避免对方用政治化的手段来打压我们。
其次要对美国进行深入研究，虽然说美国是多元的民主社会，但最后施加压力的还是美国国务院，最终可能反映在执政党的利益上，我们如何减少这些环节上的压力，需要去研究。
还有，我们考虑双边问题的一个思路，不要限于双边的问题来谈双边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考虑问题，如在多哈回合的谈判中，美国对中方就有很高的期待。另外，还要主动提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一个大胆的创意，就是建立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区。
宋泓：从国内企业来讲，一些大的行业有共同利益，行业中介应该从这方面来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
隆国强：可以利用一些在华的美资企业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基于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他们不希望看到中美经贸关系恶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地多发挥这类企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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