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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棋至中盘，"初见成效"。但随着通胀风险的隐退，新的问题正在显现。由于城市建设投资的迅速扩张，城市建设贷款持续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正在加大：有着政府背景的项目很难用市场化的手段加以控制，而行政的控制又使得沿海地区经济趋紧、民营企业夹缝生存。
6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财政部经济预测处处长汪义达、央行调统司经济分析处王毅共聚第十五期21世纪圆桌论坛，就如何实现软着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宏观调控四管齐下
《21世纪》：近期，国家有关部门纷纷表示，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对调控措施的使用和成效我们怎么理解呢？
汪义达：从这次宏观调控所采取的措施来看，可以说是四管齐下，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的综合运用，在切实搞好总量调控的同时，注重加强了分类指导，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特殊矛盾和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不搞一刀切。从近期的经济运行情况看，确实取得了积极成效，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抑制，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王毅：对宏观调控还有一种说法，是利用三种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措施果断，适时适度，分类指导，注重实效"十六字方针。但是我认为见效最直接、最快的是行政手段，为什么这两个月宏观调控见效？它不是靠市场手段来调节的，而是靠一些检查组，靠贷款控制，甚至和行政处分挂钩的。
对比前几次的经济过热，本轮的经济过热有一些特点，就是企业的效益很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三角欠债；金融秩序稳定，财政收入的情况也很好；居民消费没有大动，消费预期稳定，消费价格也没有膨胀到哪里去，关键的问题就是投资多了一点，带动了信贷投放过多。
在当前宏观调控已经初步见效的情况下，我觉得还要从投资、信贷和物价总水平这三个指标未来的走势判断调控的效果和力度。我们判断基本上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投资和信贷有可能急剧下降，物价同比会比较高，但月环比会下来。5月份CPI价格同期比为4.4％，6月份即使月环比保持不变的话，同期比也会超过5％。这就是所谓的物价上涨的翘尾因素所致。
从中央银行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看，我觉得是宏观调控、市场信号和机制建设并重。比如贷款浮息、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等，不仅仅是侧重在宏观调控上，更注重从完善货币政策调控的运行机制上，从利率市场化进程上来下功夫。
汪义达：从财政政策来看，主要是适当延缓了公共投资建设支出的拨款进度。今年4月份和5月份财政基本建设支出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1.8％和15 .4％。这样做，主要是给全社会提供控制投资的一个信号，现在看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经过长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经济的地位已初步确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在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自主增长（包括投资自主增长）的能力在增强，市场因素的作用也在增强，这就要求在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使用、力度的准确把握等方面都应正视这些变化。因为近年来民营经济得到了较好培育和较快发展，已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一定要注重保护好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目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放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上。
郭励弘：1980年代就已经取得共识，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就是中央政府间接调控地方政府和企业。但是调控机制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健全，最后不得不用行政的办法去直接控制，关键是缺乏对政府投资的制约机制，这种制约要靠全面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整个银行系统对政府投资主体的资信管理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宏观调控实际也只能一刀切。
《21世纪》：在所有的行政手段中，控制土地审批是最有效的办法，日前，由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建设部和审计署等国务院五部委组成的联合检查验收组，结束了对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阶段性检查验收，结果显示，历时一年多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有力地遏制了一些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汪义达：在土地政策方面，去年以来采取了清理开发区和整顿土地市场、严格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对当前促进农业和粮食稳定生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等方面确实起到了较好效果。
但根子上的问题还是，土地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中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再加上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人为压低土地出让价格，甚至搞零地价，这种低成本扩张带来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粗放式投入、低效率使用，甚至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可以说，目前经济运行绷得比较紧，特别是煤电油运一直趋紧与此有较大的关系。
郭励弘：1－5月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增幅最高的除债券外就是自筹资金。土地批租是地方政府自筹资金的主要来源，所以把土地控制好，对地方政府投资肯定是个很大的制约。
寻找经济过热的源头
《21世纪》：有效的宏观调控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确立经济过热的源头，到底源头在政府还是民间投资、中央还是地方？
郭励弘：从1981年到2002年，政府投资平均年增16.6％，民间投资26.9 ％，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民间投资增幅比政府高10个百分点，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投资占44％，民间投资占56％。
今年全国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前五个月总体投资增长34.8％，其中政府增长33.3％，从增长率来看，政府和民间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这和改革的前21年就不一样，前21年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成功，民间投资增幅比政府高 10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但是这一次过热很明显情况不一样，从五个月投资总量占比来说，政府占60％，民间占40％，从数据上看，很明显，要说是民间投资为主的过热，绝对是一个有意识的误导，过热的源头实际在政府。
汪义达：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为名，采取"银行授信贷款"、"为地方政府投资机构担保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进行投资。其通常做法是：将各类城建项目"打捆"为一个项目统一向银行贷款，并以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还贷来源。这类打捆贷款项目多，规模普遍很大，平均都在百亿元左右。这些投资支出和相应债务均未纳入预算，中央财政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控制，实际上形成了中央政府投资调控的一个盲点，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很可能成为导致未来银行坏帐和地方政府债务扩大的重要因素。
这也说明，一些地方政府投资上项目还缺乏理性，片面求大和求快的动机还比较强。不少地方政府认为，本地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水平无论是与全国和其他地区同期相比，还是与自身前两轮经济扩张期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认为目前经济运行刚刚走出低谷，处于平稳扩张阶段，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和投资增长都不存在过热问题，倒是强调发展不够，普遍存在想加快发展而又发展不起来的压力。
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更需要进一步统一对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尤其要统一对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职能作用的认识，统一对发挥地区优势与全国统筹规划关系的认识，统一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存在问题的认识，以增强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央加强宏观调控各项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王毅：我一直有一个看法：过分依赖加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导致此轮经济过热的主要根源。这种产业发展模式为：发展国内初级产品制造业→消耗（进口）原材料→消耗煤、油、运、电→出口产成品，留下污染，但赚取外汇→进一步发展初级制造业。当前的电力短缺、运输紧张与这种高耗能的产业发展模式息息相关。短期来看，这些加工赚了一点外汇，安排了一些就业，但对环境的牺牲巨大，后果极其严重。对这些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项目我们根本不应该搞什么"两头在外" 的发展，应严格限制包括外资的进入门槛。
郭励弘：货币政策实施的是完全正确的总量调控，但扩大到信贷政策就变成了对微观的行政干预，这样如果贷款合同得不到遵守就必然要出坏账。国有企业出现坏账反正都是国家背，民营企业却没有这个"优势"。煤电油运紧张从根本上说是电的问题，电力紧张的原因在哪里呢？大致从1998年开始三年没批一个电厂，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三年不建一个电厂，一个建设周期下来必然导致缺电，而不建电厂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以审批为核心的高度计划的投融资体制。现在审批部门指导商业贷款，几年后很可能会造成类似的后果。
王毅：信贷控制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在5月1日长假之前，信贷政策迅速见效。去年5月份贷款2536亿，今年只有1132亿，少了1400亿。而中长期贷款好多是事前合同约定的，要压缩很困难，所以5月份贷款减少的大多是短期流动性贷款，如果贷款真的持续像这样发展下去令人担心。实现经济软着陆会是个问题，对今后的风险和损失会很大。
《21世纪》：目前，金融机构对私营企业贷款大幅度下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面临不同的融资环境，宏观调控已经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投资主体的实际经营。
王毅：在目前的信贷政策执行过程当中，还没有根据所有制不同而实行不同的信贷政策的反映，国家没有歧视谁、保护谁。宏观调控不过紧缩了企业的资金，我最近接触的一些民营企业，过去都是银行围着转，而现在他们都反过来天天围着银行转。
郭励弘：在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歧视。有些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外资有特殊优惠政策，国有企业有政府背景，所以还是不一样。调控中由于行政手段介入而造成的损失民营企业要完全自己承担，但是，国有企业就大不一样，或者银行或者财政承担，反正最后不会完全落在自己头上。
宏观调控给民营企业一个明确信号，两个眼睛看市场是不行的，还要一个眼睛看政府，看政府的资本集中在哪些产业领域，对这些领域要慎入。用理论上的市场经济观念一定会吃亏。
另外，在金融紧缩情况下，民间金融比较活跃的地方会有更多的机遇。浙江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银根紧缩后其作用将更加显现。但是，民间金融的制度化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如何实现软着陆
《21世纪》：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不可否认，也产生了并且即将产生一些代价，如何在调控中将这种代价降到最低？如何实现软着陆？
郭励弘：已经出台的调控政策已经够了，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不要急于出台新的政策。要避免经济重新冷下去，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强行政性的直接调控毕竟是短期的，我们要想拥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统筹的宏观间接调控，要从投融资体制改革入手，它涉及到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各个部门的协调改革，而计划审批部门只改良一个审批制度的话，是解决不了宏观间接调控问题的。
王毅：实现软着陆，第一是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力度，第二就是应注重调控的节奏，投资是有惯性的，伴随着投资增长投放出去的信贷，其增长和下降也应该是渐进的，大起大落必然意味着大风险。这就应该真正实现像温总理所说的那样，该控制的控制住，该保护的保护好，对房地产中的高档商品房，对国内需求过剩的原材料加工业应严格控制住，光有货币政策是不行的，应该有财政政策的配合。今年电力新增生产能力3700万千瓦装机，投资规模 3000亿元以上，再建的生产能力1.3亿千瓦，说不定两年后就出现过剩，而现在控制高耗能产业中采取的提高电价政策，会鼓励更多的电力投资，因此，需要用财政、税收政策将电价提高后电力部门增加的垄断利润拿走。
还有一个应该保护的问题。即便是当前大力调控的领域，多是基础性原材料，都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刀切政策会出大问题。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环境保护政策和技术要求，对大的、优质的项目，该支持还要支持，包括信贷的支持。对一般老百姓需求旺盛的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恐怕更应该大力支持。
《21世纪》：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强调，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把握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避免政策执行的偏差，防止投资和信贷急剧回落给银行造成新的风险。
王毅：信贷应该做结构的调整，现在有些看法和做法将结构性调整的信贷政策用到总量调节上去，不论效果如何，恐怕是一种市场的倒退。
在货币总量政策上，根据目前的利率政策，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按照法定的基准利率下浮10％，上浮70％，实际上利率变动区间是法定利率的. .7倍和0.9倍之间，在这样的一个利率范围内基本上能够囊括市场有效贷款需求的80％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而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仍然是铁板一块。
从完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机制出发，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在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利率结构和可资为中央银行调控的基准利率，是不可动摇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会更有效，对总量的调控上才会更有发言权。
●王毅（央行调统司经济分析处）
●郭励弘（国研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
●汪义达（财政部经济预测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