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杜邦的问题是所谓行政程序问题，而且公司的态度之强硬，不仅全然否决环境保护署(EPA)的所有指控，更言之凿凿要反诉，甚至认为错在法案本身；而在中国，杜邦的问题是产品安全，要知道，对一家制造业企业来说，客户和公众对之产品安全的质疑简直是致命的。
贺利得的策略是兵分两路，他把他的法律专家派去和EPA交涉，而把技术专家送到中国来。因为和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掌门人一样，贺利得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是毋庸赘述的
你可能不知道查尔斯·贺利得（CharlesHolliday），但你不会不知道杜邦；你可能没听说过全氟辛酸铵（PFOA），但你也许早已用过莱卡；你可能不了解特富龙（Teflon），但你总不会对不粘锅太陌生吧？这就够了，拥有超过200年历史的全球化工巨头杜邦公司，就是以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地潜入你的生活。
一向以安全策略管理为标榜的杜邦眼下因为产品的安全问题惹了麻烦。需要厘清的一点是，虽然事出同因，但它在美国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或危机性质截然不同，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市场如此“一石激起千层浪”班连锁反应，是贺利得和他的杜邦高层们很难料想到的。
在美国，杜邦的问题是所谓行政程序问题，而且公司的态度之强硬，不仅全然否决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以下简称EPA)的所有指控，更言之凿凿要反诉，甚至认为错在法案本身；而在中国，杜邦的问题是产品安全，要知道，对一家制造业企业来说，客户和公众对其产品安全的质疑简直是致命的。
贺利得的策略是兵分两路，他把他的法律专家派去和EPA交涉，而把技术专家送到中国来。因为和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掌门人一样，贺利得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是毋庸赘述的。虽然生产不粘锅的材料特富龙只是杜邦在中国销售的200多种产品中一种，目前也尚不知它在杜邦中国的全部收益中到底占多大份额，但他不遗余力试图把中国公众对杜邦的不信任降到最低。
他正竭尽全力使人们相信而不是原谅杜邦。但这对于在杜邦公司打拼了34年，从田纳西州杜邦纤维部工程师做起，1998年终于成功登顶的贺利得来说，现在还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什么才是真相
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杜邦在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并不清楚，话题的焦点集中在使用不粘锅到底对人体有害无害，说得专业一些，也就是杜邦的产品到底安不安全。
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贺利得似乎一时难有化解的良策，最初他只是竭力地强调，美国环保署的指控并非针对杜邦产品的安全性，而是环保署与杜邦在行政报告的程序问题上存在争议。也就是说，EPA对他的巨额罚单是因为申报程序和内容的问题，而不是最终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但贺利得很快意识到中国市场对安全的追问远甚于制度的缺损，因而这里需要的是技术权威而不是其他。于是，7月20日下午，在中国全国范围的不粘锅销售寒流之下，三位在杜邦美国总部负责“氟产品”的技术专家携带相关技术资料被派到了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用杜邦中国公司公关部门的话说，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消费者”。
三位技术专家与杜邦中国公司总裁查布朗一起，举行了一场遍发英雄帖的媒体见面会，据了解，在发布会前收到杜邦中国公司邀请的媒体超过100家，杜邦方面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对杜邦不粘锅的报道与事实有偏差，主要是技术和概念上出现偏差，因而要让美国总部的技术专家来回答媒体记者以及消费者的问题。
而当天出席见面会的更令人关注的角色是杜邦公司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合作伙伴———炊具生产厂家，在这当口，他们成了首当其冲的直接受害者。但来自杜邦方面的反复澄清一时仍难消除弥漫的恐慌，大家现在要等待的是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说法。
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杜邦公司是美国不粘炊具的头号供应商。“特富龙”则是公司旗下的一个知名化工产品品牌。用于炊具的杜邦“特富龙”不粘涂层最早在1962年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市场上销售的炊具以及美国家庭使用的炊具约80％属于不粘炊具，你可以推算出，美国有多少家庭会在使用中“遇见”“特富龙”。
但这次事件中，美国消费市场的反映比中国要平静得多，除了炊具和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关联度要远低于中国，以及烹饪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外，用贺利得日前接受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采访时的话说，美国消费者信任这种产品，信任杜邦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方面的良好声誉。
这次的采访似乎是贺利得惟一一次就此事表态。贺利得说，我们掌握的确切的科学数据表明，用杜邦“特富龙”不粘涂层生产的炊具不含全氟辛酸铵，对人体绝对安全。美国环保署和其他许多美国联邦机构目前都并未要求消费者停止使用上述产品。请中国的消费者对杜邦产品的安全性放心。我们可以拿整个杜邦公司的名誉作担保，杜邦不粘锅绝对安全。
但贺利得也不得不承认，杜邦的声誉正在受到挑战，尽管“任何人对杜邦产品的安全性表示怀疑，我们都会感到失望”。但目前贺利得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竭尽全力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保证向任何对杜邦产品安全性有疑问的消费者和相关机构提供相关事实。”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CEO，贺利得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要让“消费者将继续把杜邦视为这样一家公司：诚实，坦白，全心全意致力于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品质”。他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捍卫杜邦的立场，“如果环保署最终裁定杜邦违规，我们将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什么才是机会
杜邦公司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上个世纪，1863年，杜邦与当时的满清王朝完成第一笔与中国的业务，1920年杜邦在上海设立了代办处。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杜邦重新开始在中国经营业务，1989年它在深圳设立了第一家全资投资实体——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杜邦在华20年持续投资的开始。1998年贺利得就任公司董事长兼CEO，目光敏锐的他丝毫没有错过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给杜邦的机会，他把杜邦在中国的拓展一步步推向高潮。
但身为双百年老店，杜邦在新经济的发展中也无法回避地面临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杜邦的研发机器似乎运转得并不顺利。公司每年投入12亿美元进行研发，但取得满意成果的似乎只有一种治高血压的药物。业内人士批评说，杜邦将过多的资源用于扩大现有产品的生产，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新产品的开发上。在一些重要的领域，特别是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杜邦的决策甚至出现失误，错过了一些机会。
这样的状况在贺利得就任后迅速得到改观。上任伊始，贺利得立即着手重振杜邦科研部门的雄风。在全球范围内，杜邦重新布阵，力图在研发方面重拳出击。上任几个月后，贺利得就开始了杜邦自100年前放弃火药业务以来最大、最全面的变革。几年中，他分离了杜邦的能源业务，在生物科技领域投资数十亿美元，降低了公司对传统聚酯业务的依存度，同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显示器、燃料电池和新的印染技术的研究。
贺利得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当被问及对这样一个古老而规模庞大的公司进行如此大胆的变革，他本人有无顾虑时，贺利得毫不犹豫的回答：没有。他说，他和其他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他又是一个追求更好的人，所以在他的人生和杜邦的发展中，就有了很多的超越。
2002年，在世界经济低迷、地区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杜邦公司仍然宣布实现全球销售收入240亿美元。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司在亚洲的良好业绩，而中国业务的持续增长更是其中一个亮点。到2002年年底，贺利得领导下的杜邦已在中国拥有22家独资及合资企业，3个分公司，杜邦在中国的投资超过7亿美元，拥有3000多名员工。
更重要的是，杜邦的在华策略，也一直是体现了“科技当先”。在贺利得的推动下，从2002年开始，杜邦在华投资开始进入了一些新的领域。在食品与营养方面，杜邦的先锋种业在山东省莱州市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杜邦全球合资企业Solae公司在华成立了独资的“杜邦郑州蛋白有限公司”和合资企业“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杜邦-旭化成（张家港）聚甲醛有限公司”破土动工；杜邦工程塑料部设在深圳的技术中心开始运作。2003年初，杜邦又为包装用塑料和工业用树脂部以及工程塑料部在华的新生产设施举行了奠基庆典。作为杜邦全球研发努力的延伸和拓展，杜邦还斥资1500万美元在上海张江设立综合性研发中心。
2003年11月，作为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顾问团中的一员，贺利得来到上海。在谈到杜邦的成功时，他特别强调人的重要性。他把杜邦的成功发展归于团队的功劳，说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十分优秀的员工，他们给予他了不起的支持。他认为，作为CEO，一个基本的角色是要选对人，让他们最大限度成长，在最大的空间内发挥其才智。合适的人选加上正确的支持，这是无往不胜的最重要要素。
什么才算奖赏
在过去的30多年中，贺利得本人的成长和杜邦公司互为见证。他出生于纳什维尔，毕业于田纳西大学，获得工业工程学士学位。1970年加入杜邦公司，在杜邦公司纤维部设在田纳西州老胡桃树（OldHickory）的工厂任工程师。1974年，调到特拉华州威明顿市，在纤维部任业务分析员，随后升任产品规划师。1978年，他先后参与了纤维部的多个生产项目的工作，包括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弗吉尼亚州的马丁斯维尔（Martinsville）以及特拉华州的塞福德(Seaford)，并在塞福德工厂担任助理经理。
1984年，贺利得被调到企业规划部，负责纤维制品以及企业生产效率的研究工作。1986年，被任命为Nomex®的全球业务经理。1987年他成为Kevlar®全球业务总监。1988年，调任化学产品及颜料部市场部总监，后于1990年3月1日出任国际部亚太地区副总裁。1990年11月1日，贺利得升任亚太地区总裁，并于1995年7月1日起担任亚太地区董事长。
自1992年11月1日起，贺利得担任杜邦公司高级副总裁并于1995年10月1日被任命为执行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成员。于1997年7月，成为杜邦公司董事会董事，并于1997年10月29日当选杜邦公司总裁。
1998年2月1日，贺利得出任杜邦公司首席执行官，并于同年12月31日就任杜邦公司董事长。
2001年1月1日，贺利得当选为可持续发展世界商业委员会主席。贺利得是杜邦光掩模公司、国际先锋良种公司及Analog设备公司董事。同时他还任田纳西大学校长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工业工程研究协会荣誉会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杜邦曾经因为减少了氟利昂对臭氧层的破坏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褒奖；2003年10月，因为在追求革新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在保护环境、承担企业责任、改善人类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贺利得获得了美国国际企业联合会的奖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自为他颁奖。此后的一个月，贺利得曾经表示，“希望杜邦下一次能够在中国获奖。”
也许，在现在的贺利得看来，能有效化解眼下的这场危机，就该被视为一个无上的奖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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