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本事件突出反映的是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待遇的不平等。铁本的出现，决不是戴国芳一人的事，到底谁是始作俑者？现在还不清楚，但在受惩罚的时候，却只有他及家人。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天哭
据最新报道，“铁本事件”主要责任人戴国芳及其妻子等8人已经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偷逃税款700多万元”。而此前所有的媒体报道与评论，却大都集中在违法违规分拆项目占用耕地方面，“铁本”犯事儿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并不直接相关的两件事情，勉强扯在一起，让人明显感到罪实不相符的尴尬。与此同时，戴国芳一时也成了违规违法而招致人败财灭的反面典型和嘲弄对象。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人们的说法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但以“墙倒众人推”的非理性情绪演绎这样的悲剧事件，就使人怀疑一个4月份以前还是“白手起家”英雄的民营企业家，转眼变成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落魄“罪犯”的故事可信性与真实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年初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却明确记载着“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款。
在全国推行“依法治国”精神，《行政许可法》7月1日正式实施的背景下，没有人质询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合法根据，也没有人为戴国芳主张应有的合法权利，反而普遍表现出幸灾乐祸式的冷漠，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一个“法治中国”的现实可能性来。
戴国芳不能有罪推定
根据早就修改的《刑法》，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已成为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对铁证如山的抢劫犯，媒体也还能规范而别扭地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在“铁本事件”中，项目刚因违规被查处停工，戴国芳本人就被抓了起来，随后初定的罪名却是“涉嫌偷漏税”。这些法律行为无论事后如何自圆其说，却给整个社会留下了先抓再查因人治罪的印象，让人感到“欲加之罪”和“莫须有”的无奈和悲哀。这种于实体法无据，于程序法无根的行为，就难免使我们一直倡导的“依法治国”，在具体执行上留下了重大瑕疵和遗憾。即使铁本公司确有“偷漏税”行为，由于涉案金额为700万元，与去年闹得满城风雨的“刘晓庆偷税案”800多万元相比，只少不多，但刘案最多时也不过抓了3个人，刘晓庆姐妹最终还“免于起诉”，仅有其妹夫以总经理身份获判“有期徒刑3年”。而铁本一下子抓进去8个人就有点小题大做借此罚彼的意思，不知道中国是否有“判例法”的渊源，但这两个案子显然有大体相似的比较基础。
此前媒体上对“铁本事件”和戴国芳等人，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谴责和幸灾乐祸的嘲笑，俨然把戴国芳当成是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如果我们对于铁证如山的抢劫犯还能称为“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不能对一个艰难起家的民营企业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呢？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带有明显的“仇富”心理与嫉妒心态，以及歧视性、施舍性的“怜悯”态度，就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阴暗心理。某大报记者在看守所采访戴国芳，也居高临下地问“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企业家到投资100多亿的大型现代钢铁企业的法人代表，从企业管理来说，你认为你能适应这个转变吗？”按照这个逻辑，王永庆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米店学徒 也大可称之为“农民企业家”，就不可能适应台塑集团的管理转变；而与戴国芳一样初中辍学的李嘉诚也就没有资格管理长实、和黄那样的大型财团。
一个初中辍学的人，从收购废铜烂铁起家，十多年成就一个年产钢铁80万吨、销售额17亿元、上交税费3741万元的钢铁企业，难道不值得人们尊重和赞赏吗？而颇带歧视色彩的“农民企业家”称谓，显然与任何国际惯例都是格格不入的，但即使不懂得国际惯例，最少也应该知道“英雄不问出处”的民间俗语。从最起码的个人私德角度来讲，在别人落难时幸灾乐祸的嘲讽与自作聪明的卖弄，说轻了是有失厚道，说重了就是小人行为。
“铁本事件”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悲剧，戴国芳不仅应该得到道义上的宽容与同情，更需要社会最起码的尊重与理解。在法院没有正式定罪之前，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戴国芳进行“有罪推定”，更没有任何法规或道义的依据对其进行谴责与嘲弄。
自由投资权是民营企业的基本权利
世界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默认这样一个基本前提：自由投资权是人民基本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言自明无需专门法律特别申明的“天赋人权”。所谓“市场经济”正是建立在这个自由人权的基础之上的，离开这一基本前提，就没有任何方式的“市场经济”能够存在！
即使按照尚未废除的投资项目审批制度规定，目前对“铁本事件”的查处和指责，也主要集中在铁本公司违规分拆立项和超标占用耕地，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方面。但关键问题是，瞒天过海把一个重大项目分拆成22个小项目，对政府审批程序并不清楚的企业能有这么精巧的谋划吗？而如此明显的分拆项目，地方政府主管审批部门难道真看不清楚吗？如果没有履行任何报批手续私自强行开工建设，那违规建设责任在铁本公司；而如果履行了报批程序并得到当地政府审核同意，那么，即使超标占用耕地，违规建设的主要责任也应在地方政府而不在铁本公司，刻意规避中央行政规定和挑战中央行政权威的主要主体也只能是地方政府。从目前所有的报道材料来看，情况显然是后一种。铁本公司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企业，就是产出8400万吨钢铁，也不可能造出航空母舰来和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威相对抗。因此，在违规建设环节也只能追究地方政府行政责任，而不能让企业承担它不应承担的责任。至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除了一级权力机关，企业显然连基本的主体资格都不具备。而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指责，现在对铁本项目控制权的激烈竞争就足以表明：这是一块大肥肉，而不是一个滥项目！
不知道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是如何规定投资项目审批权限与程序的，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的自由投资权是如何界定与保护的。我们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君权神授、主权在君”到“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从“长官意志”到“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转变，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义在于“依法治官”而非“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依法治钱”。如果投融资体制改革依然是限制甚至剥夺民营企业的自由投资权，那就只能退回到计划经济或者改革到官僚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市场经济导向，就不得不尊重包含民营企业自由投资权在内的基本人权。任何对民营企业自由投资权的不当干预，不仅是对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破坏，也是对民营企业基本权利的侵害。我们从来都过分强调了集权式的“令行禁止”，却极少从个人的基本人权和民企的基本权利方面，认真考虑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存在合理性。你可以不许别人上厕所，但你无法禁止别人尿裤子！诸如此类严重违犯自然权利的做法，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铁本事件”警示我们，加入WTO之后，已经到了必须全面反思原有企业注册制度、税务制度、投资审批制度和银行信贷制度的时候了。新办企业“不准出生”、投资项目“不准开工”、破产企业“不许死亡”等“魔幻现实主义”现象，难道都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吗？
更可笑的是：我们的媒体一方面奚落性地称戴国芳为“农民企业家”，另一方面却又贬责他“偏离科学发展观”，甚至让江苏人民总结出“发展不能忘了大局”的教训来。但是，那些深知“科学发展观”又通晓“大局”的人们，自己又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呢？如果戴国芳既能遵循“科学发展观”又能明辨“大局”，能胸怀全球放眼世界，那我们应该请他当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做国家主席呢？
最近看到湖北省副省长兼法学专家辜胜祖“不学戴国芳，要学郭广昌”的说法，以及《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吕平波先生“不打早不打晚，就打不长眼”的评论，让人对“民权”和“法治”的期望几乎回到冰点：原来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权谋”和“人治”的社会里，莫名其妙地搞着稀里糊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官员和国民都有这样的“权谋”意识和“人治”看法，我们又凭什么到美国和欧盟去申辩“市场经济”？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的糊涂交易，又怎能让别人相信你是“市场经济”呢？
希望戴国芳是一条真正的汉子，对确实属于自己的责任，勇敢承担起来，以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公信；而对属于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则必须坚持到底决不妥协，这不仅仅是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也是在更高层面上维护人类最基本的正义和良心。希望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和有良知的人们，能给戴国芳以道义上的声援和支持，把维护戴国芳合法权利的行为，看做是维护每个人“天赋人权”的神圣行动。
不要让秦二爷的悲剧重演
老舍先生的经典名剧《茶馆》第三幕中，落魄的秦二爷对王掌柜说：“……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呐，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据报道，戴国芳的铁本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2003年营业收入为17亿元，上交税费3741万元，即使不算近几年盈利，2亿元的财富也足够戴国芳全家非常富足地花费百年以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和动机，促使他甘愿冒着难以估测的市场风险和无法估测的政策风险，再次扩张创业呢？现在妻子收监，投资项目吹灯拔蜡，甚至连正常运营的老摊子也生死不保。一个曾经雄心勃勃但行事低调的“事业痴”企业家，转眼鸡飞蛋打“妻离子散”，这样的情景，能不让人心生悲凉么？我不想揣测戴国芳的创业动机，也不想给他挂上“实业兴国”的堂皇招牌，更不想功利性地列举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有多高的贡献率。但即使戴国芳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私心和贪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和保护原本就属于他的合法创业权。这是他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经济学赖以进行效用分析的基础。“天灾能防，人祸难测”，戴国芳的悲剧命运到底是谁造成的？每个有良知的人都该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要戴国芳重演秦二爷的悲剧？毁掉戴国芳和铁本，我们和社会又获得了什么呢？时代的进步与国家的开明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四年前，政府还在“放松银根”，三年前，主流媒体还在鼓吹“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今年初，保护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权利的宪法修正案还刚刚高票通过，但就在“带动论”言犹在耳，宪法修正案墨迹未干之时，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第一板却重重打在民营企业身上，没有人能看清这急转直下的仓促变故，也没有人能相信这猝不及芳的晴天霹雳，就像突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让周总理这样出色的“老江湖”也困惑不解一样。倒是与时俱进的主流媒体还能应付裕如，转眼就头头是道地总结起戴国芳和铁本的失误与教训来，一如当年鼓吹“带动论”时的振振有辞不遗余力。但所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谴责文章，都将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面前归于荒谬和无效：民营的铁本公司为什么不能投资自己认定的项目？就算“不许上厕所”的规定合乎天理，所有的报道与指责也说“自己尿裤子”既不卫生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但最后处罚依据却说是没及时纳贡上香，这又是哪家的“王法”呢？既然是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为什么还有多家企业拼命争夺？如果其它企业可以补办手续“再出恭”，铁本为什么不能呢？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聪明解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国企和民企在目前的现实写照，但我想问问我们的国家、政府、社会、媒体，中国奉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哪里？人民的基本权利在哪里？你们的是非标准又在哪里？你们的天理良心又在哪里？
我们无法预知“铁本事件”和戴国芳的最终处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只希望秦二爷的悲剧不要在戴国芳身上重演。如果我们的法律能让刘晓庆女士继续给全国人民养眼，为什么就不能让一个辛苦起家的“农民企业家”处置属于自己的合法资产呢？对民营企业最好最实际的尊重，就是切实保护好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戴国芳和“铁本事件”是一个试金石！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
一个企业家最为珍贵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他的创业激情和创新精神，一个是他的市场眼光和组织技巧，这是市场一直短缺并将长期短缺的稀有资源。
我们不需要用统计数据去功利性地证实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的高贡献率，也不需要祈求任何人额外施舍的权利，我们只主张和坚持原本就属于我们每个人和每个企业的基本权利。
“哀莫大于心死”，任何形式的宏观调控，都不应以彻底毁灭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激情为代价，否则，我们就是在蓄意人工制造“经济危机”，这在本质上和人工制造“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太大区别！“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历史会给我们最实际甚至是最残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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