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顺义有一个特殊的村子叫北京儿童示范村，里面住的八十多个从2岁半到16岁的孩子，这些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正在监狱里服刑，这些孩子在到这里之前，有些长年失学在社会上流浪，有些甚至成为扒手，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村里？是什么人收养他们？他们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 草根民间慈善组织的困境 儿童村的创办人是陕西省的一个退休女警官，她叫张淑琴。周刊记者到达儿童村时正赶上儿童村孩子们在食堂吃饭，饭菜很简单，孩子们却吃得很香。 中午，儿童村附近的一个村民来找张淑琴告状，说儿童村的两个孩子偷他们渔塘的鱼苗，张淑琴立刻火了起来，赶到食堂找到那几个偷鱼苗的孩子追究此事。 “你们几个谁去偷人家鱼苗，不承认是吧，没有？没有人家找来了，谁啦，这个叔叔现在站着，捞人家鱼苗自己承认啊。人家承包这个渔塘一年要花几万块，把这么小的鱼苗养成大鱼，卖了干什么？养家糊口，你们把人家的鱼苗，这么小的鱼苗，吃又不能吃，你如果要往咱们家的荷花塘放鱼苗，咱拿钱买，行不行？咱们再没钱那能花多少钱，咱们买鱼苗行不行？” 张淑琴转身叫她的助理带着犯错的两个孩子去给村民赔礼道歉。 “礼拜六你们不上学，你带他们两个给人干一上午活，听见没有？帮助他们义务干一上午活，帮人家不管车水也罢，弄泥也罢反正帮助人家干一上午活。听见没，以后我再知道我不饶你？丢人不丢人，这么大的人让人追着翻墙。去，赶快追上那个叔叔。” 张淑琴在监狱工作过多年，她看到有不少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因无人照顾而流落街头，有的甚至步了父母的后尘，因此她决心办儿童村，代养服刑人员子女， 说起创办之初的艰辛张淑琴颇有感慨。她说别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丐班班主，在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在刚起步的时候，几乎是沿门乞讨，去求别人来帮助这些孩子。 10年来这位56岁的女警察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筹款、建儿童村、开拓儿童村，收留无家可归的罪犯子女。为了要给孩子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让他们有饭吃、有学上、有病得到医疗 ，治疗他们心灵上的创伤，使他们享受到所有儿童能够享受的权利。 儿童村的基地种满了各种粮食作物和蔬菜等，目前儿童村租了二百六十亩地，种粮食，种果树，这也是孩子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孩子们周六、日训练各种生活技能的地方。 张淑琴认为儿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罪犯的子女更是弱势中的弱势，但是这些孩子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隐患，行为障碍和精神障碍，对于这个既特殊却又让人非常同情非常心疼的群体，如何教育好他们是摆在张淑琴面前的一大难题。 有人把像张淑琴和她的儿童村这类的民间慈善组织，叫做“草根组织”，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这些民间组织大都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更不敢想今后的出路会是怎样？根据我国的《社团法》规定，要注册一个民办非企业非盈利的组织机构必须有主管部门，以儿童村为例，它做为一个民间慈善组织，没有主管部门，因此无法注册一个民办非企业，儿童村目前仍是以工商企业注册，这也成了张淑琴心里的最大的心病，目前找婆婆难、注册难这些问题严重地困扰着我国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 国外基金会对中国慈善组织的启示 与生活在顺义儿童示范村的孩子们相比，在北京，还有这么一群身患重病的孤儿们却幸运了很多，他们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受到很多好心人的照顾，那么，是谁在照顾这些孤儿？ 今年四十出头的强凤菊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救助基金工作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工作部成立于2001年，救助对象主要是生活在福利机构病残儿孤儿，强凤菊每天的工作就是为各地福利院送来的孤残儿童到北京的各大医院联系手术，一大早，强凤菊就到了一位爱心妈妈艾米的家里，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艾米妈妈收养中国孤儿的心愿一直未能如愿，一直到前不久有关部门才批准她收养了十二个孤残儿童。 中午，艾米妈妈因为有事，让她的助手用她的专车送一个患马蹄内翻的孤儿到医院换石膏。 下午两点，因为有一个患肠梗结的河南孤儿明天要动手术，放不下心的强凤菊又忽忽赶到了另一家医院。 下午四点，按照强凤菊的工作安排，她来到清华大学的一个爱心妈妈郑鹤红的家里，她的爱人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他们有一个刚刚两岁的女儿，有一次，夫妇俩在网站看到姗姗的照片，她那时候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在姗姗做完心脏手术两个月后，夫妇俩决定把姗姗寄养到自己家里，同时郑鹤红辞去工作当起了全职家庭主妇。 因为姗姗属于涉外收养的孤残儿童，夫妇俩没有资格收养她，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们靠晚上在家里翻译资料贴补家用，他们决定如果姗姗没有被人收养，他们会一直坚持寄养下去，一直到她长大成人。 据有关资料表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们国家在慈善救济和公益方面，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由于起步早，组织系统比较完备，既有独立的慈善机构，也有企业捐资成立的基金会，目前国外有很多基金会组织与国内慈善组织进行了合作。 目前，中国的公益性基金会十分依赖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捐赠，如目前中华慈善总会获得的50%的捐赠来自境外，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30%来自境外。 张雯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救助基金工作部主任， 她介绍说国际儿童希望基金部是中国社工协会下属的一个部门，跟美国的国际儿童希望领养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在五年之内救助了五百多个孤残儿童做了手术，同时他们做为领养组织，帮助三千多个中国孤儿找到了家庭。 中国企业家的觉醒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在落潮的时候，把海滩上搁浅的海星一个一个往海里扔，旁边的人就问这么一大片的海星你得扔到什么时候去，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他说对这个海星来说就起了最大的作用。如今像爱心妈妈郑鹤红这样的爱心家庭在全国正越来越多，他们没有太多的钱，但他们愿意付出比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和精力。除了来自普通民众的善举，有一个特殊群体，经过创业之后新一代的创富阶层，，也开始意识到回报社会的重要，开始意识到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今年的2月14日，以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为首的一批企业家在北京翠宫饭店举行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联和运通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张树新女士也参加了会议，她是这样描述她当时开会的感受。 “最早的策划在二月底，我还记得在在情人节下午，最早的十个人坐下来说，我们要不要建一个治理沙尘暴的组织，为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的责任做点贡献，就这样开始了。中国的企业家会一时兴起会想做很多事，那这件事能坚持多久？是中国企业家在情人节下午的情感出轨，明天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是不是足够对这件事负责任” 六月的一天，近百位在国内颇有声望的企业家齐聚阿拉善沙漠，成立了治理沙尘暴的阿拉善SEE生态基金协会，发表了阿拉善宣言，希望以可持续的方法治理亚洲沙尘暴的中心。联和运通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张树新女士也参加此次盛会。 “我们有一百个发起人，一人每年出十万块，出十年，那我们做为发起理事，一年的资金只有一千万，十年一个亿，这是很小的一个钱，你面对广阔的沙漠，沧海一栗，但是这是个种子资金，这种子资金来自于中国相对有影响的一批人。” 种子已经种下，中国的企业家更多地开始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思考企业的经营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中国企业家的集体觉醒。 跨国公司的慈善观 与国内很多人把慈善当做是纯粹做好事不一样，西方许多企业家更多地把公益事业看做自己的事。当然，没有谁乐意把大把大把的现金白白地送给别人，即便是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它们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也很讲究规则和策略，据一些专家介绍，西方慈善家在从事公益事业时，表现出与他们当初在积累财富时相同的智慧。他们意识到，只有协调好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才能够有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这些跨国公司是怎么做的？它们究竟要担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 以前中国企业家捐赠的随机性很强，基本上集中在扶危济贫上，因此在非典、洪灾等突发性灾难面前，中国企业家表现得比他们的外国同仁更加踊跃。事实上，后者的捐赠更有计划性和前瞻性。慈善事业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自身战略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业务的跨国公司而言，在当地进行慈善活动被视为是一种经营成本。 在众多的跨国公司中，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排名第14位，全球最大的制药行业之一诺华全球公司，向全社会提出企业公民政策的承诺，希望自己像社会中成熟、负责任的、正直的公民一样，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诺华从1996年开始，诺华公司向中国捐赠了近两千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和药品，每年月4月份的最后一周，诺华全球所有员工都要抽出一天时间参与公益活动。诺华全球公司中国区总裁刘保罗先生说出了自己对企业公民政策的理解。 “如果一个企业你只是关注你自身的利润的话，你只是成为一个剥削性的企业，剥削劳动力，剥削社会，剥削你所在的环境，但是你这样的企业不会有利于你所在的社会的发展，如果你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你最终不会被社会所欢迎，最后会被社会所淘汰。” 很多学者专家认为慈善公益事业应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但在中国，公益事业基本上还是政府工作的延伸部分，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但是越来越多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力量，正在发挥自己不可忽视的作用。 积德行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今天，很多人谈起慈善这个话题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据有关资料表明，尽管目前在中国有1000多家公益慈善机构，但是10年来总共只得到近100亿的捐赠，这个数字只相当于美国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一个人捐赠的数目。为了使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来，今年3月18日，我国民政部颁布了《基金管理条例》明确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这意味着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出资成立基金会，另一个好消息是，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有关纳税人的捐赠免税的优惠办法已经出台，有人说，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春天真的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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