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群在安徽蒙城的“官商相声”彻底演“砸”了。7月26日《现代快报》一则长篇报道《“官商牛群”败走蒙城调查：光环下的财富游戏》为我们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牛副县长在蒙城债主们的一片追讨声中一度消失，但在地方政府态度鲜明并积极行动之后又潜回蒙城。而历经3年的感受和审视，蒙城人已开始怀疑“牛副县长”“奉献”蒙城的本意。 报道除了披露牛群违规圈地、逃税以及部分善款去向不明外，还披露他大行“现代迷信”，不仅整出一个“能测人心眼好坏的‘万能仪器’”，还搞来5只形似棺材又像船的能“让人百病消除的‘神船’”，几近闹剧。作为一直关注此事并对牛群现象“穷追猛打”的评论者，按常理，这似乎是我“需要”的结果，但当这结局果然不出所料，我内心却只感到深深的悲哀。牛群走到今天固然“咎由自取”，但当大家对其“墙倒众人推”之时，我们是否也该想一想他这出“群口相声”里的蒙城“捧哏”们所应担负的责任？两年前，牛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别的企业家1年2年、甚至3年5年办不成的事，他出马短短几十天、几个月即可完成。而今天，蒙城的一位官员却私下对记者说：“蒙城简直成了牛群的‘后花园’，政策随便给，土地随便圈。” 两番话对照着听，牛群之“牛”也就昭然若揭。 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在这里再顺着记者的“疱丁”之刃来“解牛”，但通过“牛群在蒙城的一系列的‘办实事’中实际没有投入一分钱”、“牛群的‘五子牛矿泉水公司’很少主动申报税金，也没有牛群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记录”、“蒙城县政府一位官员直言：‘若是别的副县长犯有这样的错误，并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位子肯定保不住，但对于牛群，只要他不提出辞职，谁也动不了他’”、“牛群在蒙城‘职权’可无限大，‘职责’可无限小，法纪几成摆设”等等细节，我们不禁要问，所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都是谁在背后撑腰？这些特权若不是地方政府私下或直接授予，牛群又怎能“牛”到如此地步？ 更重要的还有，报道透露，牛群当时踌躇满志地圈地建设起来的“牛群商贸城”，现已荒废到只能做车库用，但当时被征用土地的原农场工人至今未能得到妥善安置。记者担心农场工人积压的愤慨情绪随时都可能爆发，而我更关心的是，当初在征地时有没有强制拆迁行为？如果有的话，那责任又该谁来承担？很显然，牛群一个人绝没有这个能量。 我不怀疑蒙城有关领导想借“牛名”发展经济的良好初衷，也不怀疑牛群本人确实想干一番事业。但我必须为某些官员不惜以违法违规手段来实现目的的做法提出质疑，更何况就目前的结果来看，这良好愿望已然落空，为蒙城人民带来损失——这其实是一种违反程序的必然结果。那么，除了要依法罢免牛群的官商身份外，在目前实行的问责制下，当地政府难道不该向公众“领导：冒号”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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