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娉舒 本报北京7月29日电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的一部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引起各界关注。报告指出，未来8至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提高，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扩大，农业劳动者将进一步大幅度减少。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今天，该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报告重在指出“谁得到了什么”之后，追问“谁是怎么得到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陆学艺(以下简称陆)：这份报告揭示的核心发现是，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这个社会阶层结构之于“现代化”而言，还只是个雏形。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 记：2002年，你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曾经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那份报告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为十个阶层，标志中国现代社会结构雏形基本形成。 陆：阶层的重组、聚类、定型，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明显趋势。“谁得到了什么？谁是怎样得到的？”，一直是学界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命题。 上次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谁得到了什么？”这一问题。此次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重在追问“谁是怎样得到的？”这一命题。 这份最新报告，就“十大社会阶层是怎样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分化演变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十大社会阶层今后各自将怎样继续演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怎样的改革和调整”等多个主题，对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作了进一步研究。 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研究的两个部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障碍在强化，社会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记：“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目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反映出那些集中的倾向性？ 陆：最新报告揭示，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些倾向，对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和社会阶层机构将产生不利影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不相适应，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政治主宰型的社会流动模式已改变，基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和成就的“后致性规则”主导社会流动 记：为什么该扩大的社会阶层大不起来，该缩小的社会阶层没小下去？ 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前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 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人们向上流动获得更高层次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格局尚未形成。 记：社会流动，社会各阶层的地位转移，有规则吗？如果有，那是依寻怎样的社会规则来实现的？ 陆：一般认为有两类社会规则。 一类是先赋型规则———凭借个人先天具有的如性别、年龄、出身血统等因素的地位继承。先赋型规则是封建制度下社会流动的主要规则，形成了上层社会的封闭性和精英内部循环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另一类是后致型规则———基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和成就等因素的地位转移规则。它是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主导规则，型塑了上层社会的开放性和中低阶层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奋斗向上流动成为精英的现代社会结构基本特征。 记：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更多是基于怎样的规则下实现的呢？ 陆：改革开放前，“先赋性规则”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那种身份等级体系被打破，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开通，使“后致型规则”逐渐成为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主要规则。 1978年以前，由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阶层的兴衰，全系于国家、政府、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可称之为政治主宰型的社会流动模式。 1978年以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国家制度性政策安排对个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及现代社会流动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改革前有86.7%的社会人员一个职务定终身，1990-2001年阶段则有30.5%得到升迁，中国社会走向开放 记：报告称，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陆：课题组依据全国抽样数据，分阶段考察了50多年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结果表明，改革前后差异很大。 从代际流动率看，1980年以前代际总流动率有41.4%，职业流动率为92.4%，不流动率是58.6%———也就是说，只有三成的子女的职业地位是上升的。1980年以后，代际总流动率达到54%，其中上升流动率40.9%，比198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有四成的子女实现了超过父辈的职业地位上升的社会流动。 从代内流动看，1979年前，从前职到现职总流动率只有13.3%，这就是说，有86.7%的社会人员在改革前往往是一个职务定终身很少流动。而到了1980-1989年阶段有18.2%得到了升迁，1990-2001年阶段则有30.5%得到了升迁，获得了更高职位。 从上述代际和代内流动率和总体流动率看，改革以后都有明显提高，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逐步走向开放。 向上流动的潮流形成，GDP的发展将使未来10年社会中间阶层有跳跃式扩大 记：您的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能解释一下它意味着什么吗？ 陆：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2000年同1992年相比，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低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8.17个百分点；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7.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中高层职业人员18年来呈持续增长趋势。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就是形成“向上流动的潮流”。 记：什么样的途径，才能促进该扩大的社会阶层扩大、该缩小的阶层缩小？ 陆：课题组对全国人均GDP和各类职业比重的关系做了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仅对非农职业岗位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更对中高层职业的增加有相当大的影响。 比如，当一个省的年人均GDP从5000元到7500元、由7501元到10000元、再由10001元到12500元的增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这些职业阶层人员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农业劳动者则逐年减少。而当人均GDP超过了12500元后，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的比重，就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农业劳动者则大幅度减少。 据此，我们认为，未来8至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的提高，社会中间阶层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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