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家上市公司试点方案无疾而终到证监会规划研究中心主任青原高调呼吁，全流通破局似峰回路转之势。7月24日，中国职工之家，一场看似平常的“股权分置与资本市场制度风险座谈会”，因为有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官员出席和发言而显得与众不同。
据参加本次会议的经济学家介绍，本次座谈实际上是监管层为推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而进行的一次调研活动，目的是了解市场各方对于全流通的看法，吸收市场对于全流通试点方案的合理意见，以便尽快形成全流通试点方案上交国务院报批。
“低则思变”全流通提速？
近期低迷的市场走势显然使各界人士对于全流通试点推行期望尤切。“中国股市三分之一的股票流通，三分之二的股票不流通，同股不同权，这种畸形的股权制度导致了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可以说，在这股权分置不解决的前提下，证券市场上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小利换大弊。可以说没有全流通，就没有中国证券市场的明天。”经济学家韩志国先生在会上发出了愤慨之言。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预测部副主任徐宏源先生在会上对本报记者说：“没有全流通的市场就是没有前途的市场，全流通如果不能解决，市场重心必将逐年下降，就没有真正的牛市。对于投资者来说，早解决比迟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
尽管在本次会议上，监管层、经济学家和基金券商等机构对解决股权分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达成了空前的一致，会后的媒体报道大肆以“全流通必须果断试点”和“解决股权分权条件越来越成熟”为题向外宣扬全流通试点的进展。但颇耐人寻味的是，国资委并没有派人参加本次座谈会。离开了国资委的全流通试点方案生命力有多长？这成为本次会议的主办者们和承办者们难以掩示的尴尬。直接的表现是——在会后的第二天，国资委官员向媒体表示，国资委各部门最近并没有就全流通提出意见和建议。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本次会议结束不到三天，管理层似乎做出了反应，决定推出“以股抵债”方案。这一创新之举被部分市场人士理解成为本次股权分置会议后一个积极创新成果。如果定价合理，“以股抵债”不仅可以解决大股东占款问题，还可以起到减持非流通股或流通股的比例，减少国有股存量的作用。部分市场人士甚至认为此举为解决股权分置找到了一个新突破口。
谁是多数利益格局之变
“在既有利益格局下处理利益机制问题，不是一个让利或补偿的概念，而是一个利益机制的平衡问题概念。”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对全流通问题的诠释，已经使敏感的市场人士隐约感受到了全流通问题利益相关各方的博弈结果。
与会人士特别提出，如果全流通只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考虑包括国有股东在内的非流通股股东利益，就会走向利益机制处理的另一个极端。而早前“国九条”中是“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的提法。这恰恰反应出了决策者在全流通问题上的踯躅之处：一方希望通过国有股转让和全流通高价出手，而另一方，却希望推行低成本的全流通价格，以免过度冲击二级市场。到底谁该妥协与谁呢？
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形成一个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这是管理层所头痛的问题。谢庚主任在会上提出，“市场存在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可以从增量收益中获益的帕累托改进状态，如果不存在这种状态，那必定要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寻求多数人在改革中受益的解决思路。”那么，现在的关键是，市场的多数究竟是哪一方呢？
如何定价全流通之惑
“市场在下跌时，人们会想起全流通这个根源；但随着市场的好转，机会主义思想就会蔓延——不解决股权分置，股指照样能升起来，市场照样扩容融资；如果解决不好股权分置，把好事办坏，谁愿意承担这个历史责任。”韩志国先生尖锐地向本报记者评价监管层对全流通的复杂心态。
年初，国务院已经下发“九条意见”，提出要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国资委对于解决股权分置的态度也坚定不疑——在保证国有资产增值和公众投资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多种创新形式推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全流通的实施离不开国资委和财政部，但牵头人是证监会，现在各方认识正在朝一个方向统一，而在这个统一的过程中，证监会正承担着历史的非常之责。
对此，监管层似乎遵循市场决定方案的原则——证监会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表示，“全流通意味着上市公司第二次改制，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由证监会确定，但政府好的做法就是不做任何具体的方案，具体涉及某一家公司的方案应该由董事会提出通过股东大会表决。”
尽管近期各界对全流通呼声不断升温，但由于价格问题，经济学家们对于全流通的试点进程仍然表示担忧。据悉，这次会议后，有关部门将整理会上经济学家、券商、基金和投资者等各方的意见，形成一份完整的调研报告，一个月内上报证监会、国资委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等部门，为全流通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最后形成全流通方案后向国务院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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