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我审视
要我谈谈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有什么可说的，那只不过是努力工作罢了，再就是注重独立思考，努力做到不随风倒，不说违心的话，由于各方面变革太快，要追上形势，不至于落伍，我只能努力地跟上去。
个人在经济思想上的变化，发生在文革后。解放前，在大学里我学过西方经济学，以后到苏联留学学了计划经济的经济理论，文革前，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同时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有一些思考，文革后，有了根本的转变。过去我专注于一个领域：社会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文革”后，由于形势需要以及我的工作岗位不容许我稳定于某个特殊领域，而要求拓宽我的研究领域，这使我违反了自己的主张，也更杂了，犯了自己不愿犯的毛病，不再长期专注于一个领域，好处是思路拓宽了。
1978年，我开始对国有企业、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主张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张“政企分开”、“政社分开”，1980年，我就主张废弃指令性计划经济，提出“逐渐取消指令性指标”，“不同意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而主张“一个调节 ”，即“有计划地利用市场调节”，同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局限于运行机制的改革，而应包括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两个方面。
1985年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思想，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19 86年以来，反复论证应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发挥其特有的或难以为非国有经济替代的公益性的功能、政策性功能、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整体效益的功能，主张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等等。从八十代初开始我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一些反思，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也提出一些看法。这里不多说了。回头看看我在文革后经济思想的变化是由三个方面引起的：
第一，是对我国和前苏联、东欧诸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结果以及它们的改革的实践结果的思考，由此引起对以往经济理论和改革理论的反思。
第二，是1978年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启示，同时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经济研究成果的启示。
第三，是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多次观察引发的思考。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经济学界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是时代提供的特殊机遇，我个人作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员，只不过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起了一点“摇旗呐喊”的作用，比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自己所做的实在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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