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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旬，师兄来看我们，谈到董老师。师兄沉沉地说：“董老师已经尝试了两种疗法，但都失败了，正在试验第三种，医生说，如果失败，董老师的生命将不到六个月。”我不敢相信！我所知道的不是这样。从今年二月初开始，在我看到他那篇文章《我在美国治直肠癌》以后，我跟他EMAIL不断，有一阵子，我们甚至每天一封，直到7月初我来北京之前，他还亲自给我回EMAIL。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可能会这样？然而，我只能努力接受这个现实。同时，我也祈祷有奇迹发生！
前两天，师兄打电话给我：董老师逝世了！我懵了：怎么这么快？生命难道如此脆弱？莫非网上发布错误消息？当我在搜索中看到“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因病医治无效……”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浸满眼眶……
初次见面
那是2002年夏天，董老师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不幸拉丰教授也于今年5月1日去世）联合出任武汉大学EMBA中心主任仪式前。当时，我刚刚考取他的博士生，他通知我和袁增霆到白玫瑰大酒店见他。这次见面主要谈论起我们的博士论文选题方向问题。我们提到做证券市场制度方面的研究，他说范围太广，这样博士论文研究不会很深入、有创新。接着，他结合市场热点“国企改革”（大家知道，稍后成立了国资委），让我们谈谈对国企改革的看法。我们扯了一通后，董老师评论说，你们对国企了解不够，国企问题太复杂，而且研究的人也太多，你们很难有所创新。你们选择研究其他问题也一样，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董老师在了解我们的情况以后，感叹道，如果我们在北京就好了，可以每周到北大听他讲课，这样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尽管我们提出各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但都因成本太高而无法实行。不过董老师强调，保持通讯联系。
第二次见面
2002年秋天，我去北大听一门课，顺便去看他。在他家里到处摆满了书和报纸，他边收拾边感叹道：“要看的东西太多了。”那一次见面我谈起我的一篇论文在2000年写的《中国计划生育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安排》。我跟他讲述我对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观点，他静静地听，并不时地提出疑问，要我解释。那一次见面，我们就这个问题谈了一个多小时。总的来看，我说服了董老师认同我对中国计划生育改革的看法。随后，他问起我这篇文章是否公开发表了？我说，没有，我曾把它投往一家经济学报纸，起初，该报表示愿意发表，可是后来不久，该报来信说，本报以后不发表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我也曾将它投往其他杂志，但是都被委婉拒绝了，可能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他说：“我看不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敏感的地方。”他说跟我联系一家杂志社，同时让我自己再努力多投几家杂志，但终究因说不出的原因，这篇文章未见诸正规杂志。最终，我只好在网上发表了它，但正如他所言，并没有引起什么政治后果。相反，中国目前刚刚进行的人口改革试点政策如“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将得到政府的奖励扶助”最早在我那篇论文里得到能提高人口配置效率的理论证明。
又一次见面
2002年冬天，董老师来武汉大学做一场关于“十六大”精神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国企改革时忧心忡忡地说，根据“十六大”精神，尽管下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以后可能会成立一家专门管理国有资产的机构（即现在的国资委），但是中央对国有企业人和事的管理依然由不同部门负责，依然处在分割状态，而这是国企困难的一个关键。接着，他幽默地说，现在“十六大”已经结束了，我们只有批判“十六大”，才有“十七大”的进步。要知道，这正是全国各地掀起学习“十六大”精神高潮是董老师最坦率的表白。
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2003年1月，春节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武大珞珈山庄，当时他刚结束给武汉大学EMBA学员的讲课。我记得他说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就要走了。在见面中我谈到我准备申报一项基金的事宜，他说，你最好一心一意把博士论文做好，这是你一生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如果你的确想申请，我可以写推荐。当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不想那次见面之后竟然是永别。
2003年夏天，我跟他打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不久要来武汉，我也充满着期待，期待着见面时能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下来。由于我忙着翻译一本书，这期间我们没有太多的联系。有一天，妻子告诉我：“有人说，董老师患了癌症，去美国治病了。”我说那是谣言，董老师身体很好，我上次见他时，他还穿衬衣呢！结果妻子也很纳闷。但是，“谣言”得到了证实，我不知所措——我是否该与董老师联系？
到今年初，袁增霆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伍新木老师问我看到董老师最近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那篇“我在美国治直肠癌”的文章没有，我说没有。伍老师说，董老师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忙，你们现在应该跟他多联系，同时也帮助他忘记病痛。看了那篇文章以后，我为董老师的病情好转而高兴，同时也祝愿他早日康复。于是，透过EMAIL，我告诉他，我的博士论文准备研究评级机构，并把我的研究安排告诉了他。他很快给我回信：
“论文题目可行。关于信用评级，很少有博士论文。一般文章也不多。我写过一点，很浅薄。信用评级实际上是为投资者（还有贷款者等）提供投资（贷款等）的风险信息。在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在我国，这项事业开展不久，发展不顺利，因为市场太不规范，评级者本身就不讲信用，你要评高等级就多给钱，地方保护主义更使正规的规范的评级机构不能进入本地市场，使得评级机构间不能开展公平竞争。”
在此之后，他还建议我到评级机构去看看；告诉我穆迪给我国政府评级时，专门把他约到钓鱼台，问起过他有关我国政府的一些事情，其中包括士兵的待遇问题；他反复强调，评级机构应该客观公正，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当我告诉他，我妻子获得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博士后的资格并且将来研究卫生经济学时，他很高兴，连连祝贺，并说，卫生经济学在中国将大有发展前途。尽管自己在国内卫生经济学发展方面作了开拓性努力，但遗憾的是，自己只在这个领域作了点滴贡献，期望她将来能在这一领域为中国人的健康作一点贡献。
当我来到北京满怀信心地为博士论文继续作准备时，不幸噩耗传来，老师从此永远离我们而去。尽管我们见面次数有限，但他对创新的推崇敦促我孜孜求索，他的真知灼见引导我认识中国经济现实，他的治学态度让我明白专心致志的价值，他的勇气与良知让我知道客观公正的意义，他勤奋不倦鞭策我严谨治学，他的人格——“守身为大”——将成为我做人的楷模。
朱全涛，现供职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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