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着说魏大姐一份信托凭证的来龙去脉。金新信托推出的《乳品行业战略并购资金信托计划》，一共签定了191份合同。但是，牵涉到金新信托的投资者远不止191个人。财富无限记者喻婉婷说，这当中有些合同是很多人凑份子签的，人数最多的一份合同竟然有30多个签名。喻婉婷了解的情况是，像魏大姐这样被信托凭证套住的投资者，人数总共有一千多。7月2号，也就是金新信托还款日这天，这一千多名投资人都聚拢在交行门口集会请愿，他们的要求是，还钱。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再怎么解释也是徒劳。魏大姐只想弄明白，好好的一个信托计划，怎么就让她血本无归了。魏大姐给记者看了金新信托7月4 日给她寄来的一份信函，她说，也许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份信函上找到答案。 魏大姐说，“这份函他告诉你,他和天山畜牧签了一个转让协议,就是签了一个转让协议。” 金新信托的董事长是何贵品，而天山畜牧的法人代表也是何贵品。金信信托要买的三家乳品公司就是天山畜牧所有，换句话说，魏大姐和一千多投资者的钱，不过是从何贵品的左手上换到何贵品的右手上。 魏大姐说，“当时他出具了一些文书, 转让协议的文书,我们有投资者把他当场就复印下来了,我们才看到这里一个何贵品（的章）, 那里一个何贵品（的章）。” 在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记者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公布实施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这个文件的第三十一条写着：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不得将信托资金贷放给自己或者关系人。接下来的第三十二条又解释什么是关系人，文件上说，关系人包括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金新信托计划中的购买行为，和它列出的这份文件明显自相矛盾。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主管的政府部门又是个什么态度呢？ 记者：“金新信托和天山畜牧是关联方吗？” 新疆银监会工作人员：“目前市区这边已经研究了,已经脱离了。” 记者：“那当时信托计划正在执行的时候,是关联方吗?” 新疆银监会工作人员：“当时应该是都是德隆系里面的公司。” 记者：“那当时金新信托将钱贷给天山畜牧的话,算不算非法操作呢?” 新疆银监会工作人员：“现在具体的我不是太清楚。” 记者：“现在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疆银监会工作人员：“正在研究, 会采取措施的。” 德隆一倒，指望他下属的金新信托进行赔偿已经不太现实。魏大姐和上千的金新信托投资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在他们眼里，如果不是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出面，他们不会趟这趟混水。现在出事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就应该负起赔偿的责任。 记者出镜：“在我身后是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总部大厦，今天又有数十位昔日的VIP客户聚集在大厅门口，手举横幅，喊着口号，要求与交通银行的管理层对话。他们中间有七旬的老者，也有身患心脏病的病人。”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的最多的怒气和抱怨，不是针对违规的金新信托，而是针对交通银行。众多金新信托的投资人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交行总部情愿。在这个不光彩的信托骗局里，交通银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魏大姐说，虽然信托合同是与金新信托签的，但是她心里一直把交行放在信誉担保人这样一个的位置上。 魏大姐说，“我们是绝对信任交行,当时就是冲着交行去的,哪怕金新在交行的门口摆个摊,我都不会买。”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对媒体说，他们只是代理收付的机构。在整个事件当中，他们都是局外人。他们没有义务为投资人的损失负责任，从头至尾都没有责任。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因为我们和金新信托,因为两个都是金融机构,签订的条约是代收代付,资金代收付的协议,所以他们金新是没有义务向我们阐明, 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他们是怎么开展工作的,我们也不会去查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有他们新疆银监局,新疆人民银行的支行,他们这个项目是报西安大区行报备的,所以我们是不查他们这方面资料的。” 记者：“所以交行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关联交易的事情？”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工作人员含糊的回答，“应该说是不知道他们在进行关系交易。” 但在魏大姐和上千的投资者眼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他们至少可以作证，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即使不是主观上的同谋者，至少在客观上，他们扮演了同谋者的角色。 “因为我们媒体上看到德隆,有兑付问题了, 出问题了。”魏大姐说，“我们提出疑问, 他（交行）告诉我们, 没问题,他一直是说没问题,他们看到到过法律文本。到那时候,到六月中旬他都看到过法律文本,然后还说到期以前做任何措施都是荒唐的。” 金新赔不出钱，交行又不愿赔钱。魏大姐说，被自己拉下水的亲朋好友一个接一个的跑来催债，她已经赔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她已经走投无路。 魏大姐说，“所以现在事情, 好像, 如果有人告诉我,能够走一条路,这条路走的再难,都能拿到钱我也走,但现在好像没有这条路,没有这条路, 也没有人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去拿回我的钱。” 魏大姐一趟又一趟的找交通银行，一趟又一趟的找金新信托。她希望得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她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是含糊的，不着边际的。她甚至想到过找律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是律师给她的答案，是一样的苍白无力。 魏大姐说，“谁拿了钱, 谁应该换钱, 应该找谁,我们也知道, 但是我也跟他说了,现在没有一个律师敢为我打官司,打赢很容易, 打赢金新很容易, 但是要回钱非常难。” 魏大姐是有病的人，她不到四十岁，已经一夜白头。她说，她也想放弃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但是她不能，她已经被逼上绝路，没法回头。 魏大姐说，“身体当然不好, 怎么会好,疼啊。我家里人, 我妈妈也在说,看你儿子面子,你钱不要就不要了,不要去了, 命重要,因为你的命现在对孩子重要, 孩子太小了,那我说我现在的命留着有什么用,我拿不回来钱,怎么办？” 当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魏大姐还在为兑付她的那份信托凭证而奔忙，那一千多投资人也在为同样的事情而奔忙。我想说，这种奔忙很可能是徒劳的，在这个荒诞的投资领域，魏大姐们困惑而无助，从他们签定合同的时候，一直到他们合同被彻底破坏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没弄明白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做“委托收付”？我想他们也一定不明白，“信托”，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诚信”，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也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也是在信托这个行当里，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希望这次事件，不要将信托业刚刚建立起来的诚信毁于一旦。”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感叹，信托是这样一个东西：当它出事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解决。既然是这样一个东西，你还留着它干嘛？ (财富中国记者 喻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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