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董辅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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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2004年7月30日，我正在深圳参加福布斯中文版的基金年会，忽然先后接到北京经济界几位朋友不约而同的电话，告知董辅礽先生在美国逝世。尽管我凭直觉相信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还是不相信地马上通过电话向其他几位朋友求证，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第二天早上遇到一起来参加会议的刘纪鹏教授和曹远征教授，再次向他们问及此事，直到董老师的学生、我的朋友杨再平博士电话通知我8月7日在北京参与厉以宁教授召集的董老师的追思会，我才真的相信，董老师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在会议的间隙，几位媒体的朋友邀请我就董老师的逝世作一个采访，我说，我现在思绪很乱，也不打算应付式的说的几句，等我理理头绪，我这两天一定要专门写一篇文章。
西谚云：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人到中年，开始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心灵开始有撕裂的伤痛，开始变得沉静，变得恬淡，知道命运的无常。即使如此，在知悉董老师逝世的噩耗之后，我还是悲从中来。
在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我开始告诫自己，也经常告诫朋友，对于自己尊敬的人，热爱的人，要多主动将这种尊敬和热爱向他们表示出来，命运的无常，往往并不给你足够多的机会，因为一个人有所尊重、有所热爱，生命才变得有些意义；与这些生命的真实意义相比，虚荣和喧嚣变得无足轻重。
在积累了这样的人生阅历和认识之后，在与董老师的交往中，我开始寻找机会，向董老师表达我的感谢和尊重；现在想来，在伤感之余，我觉得幸亏当时有了这样的认识，至少董老师知道，我对于他的尊敬，对于他的感谢。
从师承渊源上说，董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大师兄，我的导师张培刚教授从美国回国之后进入高校任教，董老师是他指导的第一批学生。从学术造诣和学术影响看，董老师事实上是我的老师。多年来与董老师断断续续的往来，现在提笔，宛如眼前。
当年在武汉读书时，我了解到，董老师到武汉，基本上都要去拜望张培刚老师，一次董老师拜访张老师之后，到东湖附近的一座宾馆开会，学校派我给董老师送一份材料，算是我第一次单独接触董老师。当时正在读载有不同经济学家主要学术观点的一本文集，我向董老师提及此书，说读后觉得有收获，能够比较简洁的了解不同学者的看法，董老师则不以为然，反问我说：那本书真的好吗？还是直接看一些经典的原著更好吧。我第一次领教了董老师的率直，也记住了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治学原则。直到现在，我还以“好为人师”的导师身份提醒我的研究生：要读经典原著。
随后，在读书期间，在不同的会议上，能够比较经常地见到董老师，聆听董老师的指教。在张培刚教授80寿辰庆贺会上，董老师作为张培刚教授指导的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结合张老师的治学与人生，作了激情洋溢的发言，以董老师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造诣，其尊师之情，让我印象深刻。
平静的读书生活很快结束了，开始要走上社会，面临的第一步就是求职。我喜欢北京包容、平静、开放的氛围，希望到北京工作。张培刚老师基于我的求职愿望，提笔向在北京的董老师和厉以宁老师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在北京求职。我首先通过我的同学李佐军博士，找到董老师在三里河的家中，董老师十分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且亲笔为为写了两份推荐信给他的两位事业上卓有成效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厉以宁老师也十分热情的接待了我，在厉老师当时十分狭窄的住所中，厉老师提笔为我写了推荐信，并且积极为我提出建议和帮助。当时的我一方面是面临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有些年少无知，在他们两位老师的推荐遇到一些操作性的难题之后，就忙乱地转而报考其他机构。当时董老师和厉老师都是异常忙碌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如此细致地为我设想，除了张培刚教授的影响之外，两位老师关爱年轻人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前一阶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日本的有关金融机构主办一个关于中日金融合作的论坛，北京大学方面给我寄来了一份有厉老师签名的邀请函，感于当年厉老师的热情帮助之德，我推辞了另外一个已经安排好的会议，专门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且必恭必敬地向厉老师呈送了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会议上十分忙乱，来不及与厉老师细谈，出门的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对厉老师说，我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厉老师拿起我的书，指着封底上张老师的名字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不是张培刚老师吗？”然后就被拥挤的人群挤开了。董老师的博士生杨再平博士告诉我，厉老师会出面召集董老师的追思会，无论是道德文章，厉老师和董老师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敬仰的学者，厉老师来召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到北京工作之后，尽管与董老师同住一个城市，但是考虑到董老师异常繁忙，同时也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无颜去打搅董老师，愧对董老师当年对我的关心，所以反而联系不多。但是对于董老师的文章、观点和动向，一直十分关注，读的时候觉得十分亲切，只是不好意思说董老师是我的师兄、以免被视为通过攀附来自抬身价，反而始终没有与董老师主动联系；期间曾经有一次联系过报考董老师在社科院的博士，董老师答复说，刚好那一年没有轮到他招生，后来就没有再联系、并且转而报考中央财经大学了。在此期间的见面，就基本上是在有些论坛上，董老师通常是在讲坛上侃侃而谈，我则是台下认真记录、并且在内心向董老师表示深深祝福的听众。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内向的、甚至有些羞涩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一点粗浅的文章，并且参加一些机构不同形式的征文，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在许多这样的征文中，董老师经常是评委。所以我在获奖之后就会在心里嘀咕，不知道董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就是当年东湖之畔以无比崇敬之心去见他的那位莽撞的青涩少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我也步入中年，生活也开始忙碌起来。碰到董老师的机会反而少了，倒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经常看到董老师还是保持旺盛的研究热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文章经常在文末注明“写于从北京到某地的途中”，或者是“写于某机场的候机室”；碰到董老师的学生，我依然会习惯性的打听董老师的身体生活状况，听说董老师还始终坚持冬天洗凉水澡，冬天再冷也只需一件夹克，心中十分高兴，暗暗祝福董老师。研究中也经常遇到一些难题，这个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董老师，董老师经常说，中国有研究经济学的最为肥沃的土壤，要面对中国的经济现实，进行深入扎根的研究。
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从深圳坐飞机返京，一次我正在办理登机手续，看到董老师一个人提着一个手提包，匆匆走过安全检查门，等到我追过去找他，他已经走的不知去向，让我在人来人往的深圳机场颇有一些怅惘。不过看到董老师还象一个独行侠自如的奔走各地，还是让人感到高兴。
回到北京工作之后，经过一些转换，在经历了多年的实际工作之后，开始进入研究机构工作，时间自由支配的余地大了许多。一天，杨再平博士打电话给我，说董老师打算找几个学生，帮忙把他的一些相对零散的文章条理化，整理为一本逻辑结构更为紧密的专著，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整理金融部分的内容。我十分高兴的答应了。杨再平博士在读完董老师的博士之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作了博士后，师从胡乃武教授；我本来也是打算跟随胡乃武教授作博士后的，后来因为学校手续办理等方面的技术原因，后来转而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所以我差一点与杨再平博士成为同门的师兄弟的。有了这个渊源，我经常通过杨再平博士了解董老师的一些状况，所以也许与董老师的直接交往不多，但是对于董老师的学术观点一直是十分熟悉的。杨再平博士邀请我参与这个小组，在董老师的指导下作一点文献的整理工作，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与杨再平博士等的谈论中，我提及过多次董老师为他的学友、同时也是张培刚教授的得意门生的、英年早逝的曾启贤教授写的追思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董老师对曾老师去世的无限哀恸。我依稀记得，董老师在追思曾老师的文章中提及，有一段时间，每当他看到曾老师以前的文章，就禁不住伤心不已。现在，这种伤心的心情轮到我们这些董老师的学生辈体会了，真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为董老师整理文献的小组，由杨再平博士、叶辅靳博士和我组成。杨再平博士和叶辅靳博士都是董老师的博士生，对董老师的经济思想更为熟悉，所以在第一次在董老师的新家中讨论提纲时，董老师特地赠送给我他的一套比较完整的著作供我参阅，这使得我有机会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董老师的经济思想和演变框架。在讨论间隙，我向已经退休的董老师真诚地表示感谢和敬意，感谢他当年为我找工作付出的关心，董老师一脸茫然，好像已经忘记了当年对我的这段帮助；同时我又问董老师，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各种征文中获奖，经常在评委中有他，是不是照顾我了，董老师哈哈笑着说，各种评选基本都是匿名的，只是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是谁获奖，不过经常见到我获奖，才从我的简介中知悉我也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我又说，我其实一直希望有机会多拜访董老师，向董老师学习，但是担心自己打搅了他，并且自己一无所成，经常拜访董老师反而有攀龙附凤之嫌，现在董老师退休了，连政协委员也不当了，所以现在很高兴有机会聆听董老师指教了。现在想来，幸亏我当时抓住机会，向董老师表示了我的感激，不然现在就更为后悔了。
书稿的整理在紧张进行，但是，在进行当中，忽然获知，董老师身体检查，患有直肠癌，因为他的女婿在美国从事的正是这个方面的研究，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目前也有一个有关的新药在试验中，所以董老师决定去美国治疗。在美国治疗期间，董老师还经常通过电邮、或者电话指导书稿中整理工作。一次，杨再平博士还告诉我，董老师人在美国，十分关心国内的经济走势，专门就当前的宏观调控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的《金融时报》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算是董老师最后的遗作了。
董老师检查出直肠癌、准备去美国治疗期间，不少友人去董老师家中送别，我考虑到董老师已经检查出重病、人来人往可能不利于身体的恢复，所以不应当有过多的应酬、而应当多静养，于是专门给董老师写了一份电邮，解释了我为什么没有去送他去美国的原因，同时祝福他顽强的生命力再次激发活力，尽早康复。董老师很快就回复了我的电邮，情绪也十分稳定乐观，我心中稍感宽慰。
后来，我听说韩志国在去送董老师去美国治疗时，七尺男儿，在董老师家中，当着董老师泪流满面。我对韩志国一度表示不满，并且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他时专门置疑他，批评他不该在董老师本来患病时还当面流泪，影响董老师的情绪，可能反而不利于他的康复，一向善辩的韩志国听到我的好意的指责，竟然也只是诺诺而已，没有多说。现在看来，韩志国先生真的有先见之明乎？真的预感到当时送别董老师就是最后的诀别乎？果如是，则韩志国是对的，我则是大大的错了，错了。
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说：“今天，他安息了。他在同一天步入了光荣，也步入坟墓。从今而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雨果在纪念伏尔泰的聚会上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雨果真的是伟大的作家，他把我们对于自己尊敬的人的追思表达得如此典雅，灿烂，平静。
董老师，从今而后，他从美国归来之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他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完成的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2004年7月30日初稿于深圳五洲宾馆
2004年8月2日修订于山东蒙山山麓东蒙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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