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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今年也70岁了。
他早已是我国一个有成就、有见解、有影响、资深的经济学家。大概自己太老了，我常常把他视作属于中青年经济学家中的一员，从今天起我改变这个看法。“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虽早已过时，但上了这个岁数，再把他看成中青年，显然是太不合适了。我想称他做“年轻的老经济学家”。说他“老”，因为毕竟到了70，而且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说他是年轻的老经济学家，因为他毕竟只有70，身体极好，而且在思想上、创造能力上非常年轻。
写老董，很自然地会想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它在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我和老董相识及很长一段时间内友谊的发展，就是他在这个研究所工作期间。
我同经济研究所有很深远的渊源。1949年，把旧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改造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件事，就是组织上派我做的。在狄超白时代，我就同这个所经常联系。到了孙冶方时代，关系就更加密切。我们之间，不仅是中宣部这样的领导机关和它所管的单位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我和当时中国地位最高的一个经济研究所之间的关系。孙冶方同我性格相投，他也特别看重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充分地自由创造，因而所内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涌现出不少青年经济学家。老董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的专长、他的文章已引起我的注意。
文革中，我和经济所间只剩下同孙冶方等一起挨斗受批的关系。没有想到文革后期，作为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我又分管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这时候孙冶方不在，老董成了当时我主要的联系对象。我分配给他编写一部《国民经济统计辞典》的任务。不多久，又来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他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有人要他批我，他拒绝了。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底或1977年初，我得知“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已写好，尚未出版。这本书从经济理论上论证“四人帮”的反动路线。我带了董辅礽·到上海，弄到了几本，并让老董组织系统批判。1977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吴亮平同志在经济所组织了一次不提候选人的选举，结果老董以最高票当选为经济所的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在1978年许涤新同志到经济所任所长前实际上主持经济所的工作。他一方面整顿和恢复停顿了许多年的经济所的工作，一方面组织所内外力量从经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批判上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每两周开一次批判会，批判了二年多，在全国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名义带团出访日本，老董是这个团的成员，在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中，我和他在一起，交流了不少想法。
这年的8月，我又和他一起到墨西哥出席第七届世界经济学家大会。在这年的10月，我和他商量开了一次由他主持的座谈会，会上我提出要展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座谈会的消息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后，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自己又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以后的几年内，在中财委“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方法组”的工作中、在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工作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和双月经济学活动周的工作中、在许许多多我发起或主持的工作中，老董就代替孙冶方的位置，运用经济所的力量和我密切合作……大概正因如此，在1987年召开的一个“批判”我的“生活会”上，有人通知他到会，明显地带有让他“受教育”的性质。这一次他在会上的表现，再一次使我感到他是个能够坚持原则立场的人。
他在工作中和在政治生活中一贯正道直行。历史上是如此，在这些年对待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态度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主张，都是以一个正直、勇敢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根据他所掌握的实际资料和经济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地提出的。而且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就不顾中伤和攻击，坚持自己的看法，从不见风使舵，不随声附和，更不在某种压力下屈服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
近十年来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常委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作为经济专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
对他近十多年的贡献写起来就太长了，但是对他在国家所有制问题上的立场，还是应该写几句的。
他是最早提出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国家所有制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我们的国家中，这样一种观点影响很深。
本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可以有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选择，但是斯大林却把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视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接受这个模式就说成不搞社会主义。铁托另搞一套，就被诬为社会主义的叛徒。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早已证明是错误的。斯大林这一错误的核心，就是把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两个概念之间划等号，而不把它视作只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当然是一种重 要的形式，从而要求国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必须占据很高的比重，而且认为这个比重越高越好，不允许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对待。董辅礽的观点就同这相反，提出在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对原有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方针。他指出，应该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应起主导作用，这就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为保证社会的公平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为此，不必在一切经济部门使国有企业占绝对比重，而只须在下述一些部门保留国有企业，或在企业中保留国有股份的控股地位。他列举了一些部门，如为政府调控经济提供物质条件的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门、某些需要大量投资而非国有企业无力或不愿投资的基础设 施部门、非国有企业无力或不愿投资的高风险和高科技部门、涉及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部门、不宜由非国有企业经营的自然垄断部门等等。他认为，只要在这些部门保留国有企业或保留国有股份在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国有企业就能起主导作用。
这样来介绍老董的见解，是我在多次会议上听他发言所记住的他的意思概括出来的，不是他的原话。我写这篇文章没有去查证他的著作，有可能未能表达得很准确，但我想会符合他的本意。
这几年我在许多会上听到别人讲了许许多多类似老董发表过的意见。这说明老董说过的这些意见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因此可以说，老董的主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当然还有待在更大范围内取得科学验证。
其实老董的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发现，许多人都有这种看法。但是老董提得早，观点一开始就很明确，讲出了充分的根据，讲得很有系统，而且在许多场合反复地论述。他的贡献应该得到高度评价。
当然像这样一个大问题，在理论上需要提高和深入，在实际解决问题时又一定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
我有一个30年的说法：1919年～1948年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30年。1949年～1978年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改革的30年。我希望1979年后的30年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基本完成，在2008年制定第一部改革开放后的新宪法（再过30年，完成政治和文化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制定第二部新宪法）。这第三个30的目标，今天还只是人们的希望，尚未成为现实。在这30年的前14年，即到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肯定了我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在这之后，我认为还有两大问题要在后16年内完成，那就是明确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原则。老董提出的问题就是属于所有制结构方面的。我曾提出：（1）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社会所有制即现行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非一般的公有制；（2）在我国应该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允许各地区在所有制结构上可以有所不同，实行一制多式；（3）在我国实行的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应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其中又有中央、地方两种）、合作社所有制、社区所有制、社团所有
制、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等等。而以能够容纳多种基本形式一一即多种所有制基本形式的混合物的股份公司，作为我们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这样的主张也是属于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的问题中，当前实际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老董提出的对国家所有制的看法和改革中如何对待原有的国有企业的问题。
我相信老董在未来的十多年中，再经过一番努力，对我国改革中的这个重大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将能作出新的巨大的贡献。我自己如果健康条件允许，也愿意和老董这样的“年轻的老经济学家”以及年轻而不老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并肩奋斗。当然我恐怕只能敲敲边鼓、讲点抽象的原则，参加不了主力军的队伍。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还想讲一点，那就是这些年老董在掌握国情做调查研究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而且颇有成效。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还应该继续下去。搞经济研究当然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对实际状况进行细致的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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