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董辅礽一生扮演最多的角色是老师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的弟子深情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接近大师的另一种视角
怎么说呢，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经世济民之外的另一种责任吧
缺了这一点，似乎很难成就董先生作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人格
董辅礽先生的逝世在学界和业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涌现出的大批经济学人当中，能称的上“家”的不多，而能被冠之“一代经济学大师”的恐怕更少，董先生当之无愧，究起原因，恐怕还是这样一点，学养与精神。
有评论说，在新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董先生对中国每一个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发表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更有评论说，他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既能够发挥应有的经济学专业水准，又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少有的经济学家之一。
少壮派的著名经济学家赵晓在悼文中写到：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既是对董先生的追思、认同与敬意，也是自勉，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风骨所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董先生的学术要义可能是困难的，更不可能对董先生的著述妄加评判，在这里断章取义地撷采点滴，只为表达对一位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有勇气和正义感，有独立学术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敬意。
呼吁股市规范
关于规范市场运作，开设二板市场，特别是国有股减持等具体问题上的论断，使他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声音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养和精神，才可能“在新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对中国的每一个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类似的问题似乎没有答案却有实证。
上世纪50、60年代，董辅礽提出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学模型，这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改革开放伊始，80年代，他提出中国在向东开放的同时也要“向西开放”；政企改革方面，他在经济界首先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理论；1993年，董辅礽进一步提出，改革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即摒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内容在中国现今的经济生活中，是多么耳熟能详的名词或概念。
进入新世纪，董辅礽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证券市场，这是原有课题的延伸，因为在国企改革的研究中，他日益认识到产权变革对国企改革的重要性，而产权的清晰化和流动性必须依赖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他因此为最大多数人认识和接受。他的关于规范市场运作，开设二板市场，特别是国有股减持等具体问题上的论断，使他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声音。
这一点，也成为经济学界不少同仁的深刻记忆。刘纪鹏日前在接受某著名网站的采访时，浓墨重彩地记叙了这一笔。在这篇名为《股市尚未转轨，大师离我而去》的悼念文章中，刘纪鹏回忆到，2001年后，围绕着国家股是按市价减持还是净资产减持的问题，争论不休导致股市持续低迷，监管部门痛定思痛，也开始反思。时任主席周小川提出，中国股市还是一个新兴转轨市场，在这一时期要保护投资人利益，要考虑国情。董辅礽对这一观点极为赞赏。他提出，中国的资本市场事实上是一个新兴尚未转轨的市场，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股权分置问题、股份不能全流通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时期必须尊重国情，把保护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事实上，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董先生经常与证券界进行交流、座谈和调研，提出应该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建立中国股市的基本规范。刘纪鹏说，当中国股市长期低迷，遇到巨大的困难时，董老总是能够用正确的改革方法论去引导青年人，去探索和实践。
正如刘纪鹏所说，把董老对股市发展要尊重国情、借鉴规范、把保护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一贯的思想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体现出来，是对董先生悼念的最好方式。相信这不仅是学界的共同心声，也表达了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美好愿望。
护航民营经济
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他也曾是风险投资、创业板、民营银行的积极倡导者
如上文所说，董辅礽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既能够发挥应有的经济学专业水准，又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少有的经济学家之一”，但进而论之，一个知识分子为保持学术和人格的独立和公正，在某些时期难免招致误解和批评，相信这不难理解。
董辅礽的前瞻性和勇气使他在学界最早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与之相伴一生是他一直以来对于私有财产、民营经济的保护和发展所进行的不遗余力的摇旗呐喊，这一度被扣上冒进的帽子。当我们今天回过头看时，才恍然大悟，私有财产保护入宪等一系列的话题早已有了伏笔。
董辅礽被称为“中国私营经济的护航人”、“民营经济辩护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温州模式”备受排斥、压制和打击之时，董辅礽于1986年与赵人伟等人赴温州考察后发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称赞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这是经济学界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的论著之一。此后，他又连续撰写《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继承与提高》等系列文章，精到地解读温州经济，对全国各地学习温州提出了独到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政协委员，他是私有财产保护入宪的积极推动者。2002年12月，他在“十六大与新世纪的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营经济，没有私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公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保护私有财产就要承认其合法的劳动收入。同时，对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要保护,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均应按照其贡献参与程度分配所得。股份公司这样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以来,社会财富逐渐公众化、社会化。
除了挑战观念上和理论上的障碍，董辅礽利用各种机会为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推波助澜。他曾就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领域的问题进行表述，认为除了国家需要垄断的产业外，民间资本都可以进入，而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他也曾是风险投资、创业板、民营银行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这三者对解决民企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融资难题意义重大，其中创业板更起到“点睛”的作用。2002年深圳高交会期间，董辅礽呼吁设立创业板，认为创业板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以解决主板问题为前提，创业板的推出就会遥遥无期。他指出，创业板迟迟不开的危害很大，已经致使许多优秀的民企上市资源流到国外，也严重地压制了国内创业热潮。
如今，中小企业板已登场，应该与呼吁尊重中国国情发展资本市场的董先生的理念并不相悖，而民营银行正成为下一个热议或试点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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