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国度”：没有政府，没有宪法，有的只是一群没有名分，也不需要名分的群体。他们时而激情，时而消沉，他们没有阳光普照，总会在世人的不经意间迅速壮大…… 但是他们操控着巨额财富，到现在，这笔财富已经达到6000亿～7000亿元。 这个“国度”就是不时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搅起浪涛的私募基金。 现状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3－1994年，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从经纪业务走向承销业务，与之配合需要定向引进一些大客户，久而久之形成信任关系，而证券公司的角色亦转换成代理人，由大客户将资金交与证券公司代理委托进行投资； 第二阶段：1997－1998年，其时一级市场非常活跃，上市公司将募集资金的空余款项委托主承销商进行投资； 第三阶段是：1999年中至2000年5、6月，由于投资管理公司大热，大量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跳槽出来自己做业务，特别是1999年中出来的一批，多是证券业的精英，专业知识熟稔，市场营销过硬，一呼百应。 2001年后是我国证券市场私募基金进入了逐步规范、调整的第四阶段。 大批委托理财公司因亏损而退出。私募基金操作策略有所调整，如由保本业务向集中投资策略的转变；操作手法由跟庄做股到资金推动和价值发现相结合转变。 1996年，我国的私募基金已初具规模，达到950亿－1110亿元，1997－2001年私募基金每年净增加1000多亿元，2001年达到顶峰7600亿－8800亿元。 2002年以后，经过了规范、调整的第四阶段之后，由于证券市场行情不景气，私募基金规模有所收缩，中央财经大学的调查问卷的结论表明：我们目前私募基金规模大于6000亿元，低于8000亿元，可能为6100亿元。 地区分布上，我国的私募资金又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辽宁和江苏等地，但主体地域却在动态演变。 从2001年11月开始，广州地区的交易量攀升很快，并已经超过上海、北京，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 沪上某投资公司操盘手张先生认为，经过几年的熊市，北方的私募基金损失相当惨重，而江浙、广东一带还囤积了大量的游资，在行情渐起之时“重出江湖”，也就形成了目前私募基金“南强北弱”的格局。 私募基金这个“国度”在这个世界诞生所肩负的使命就是为有钱人提供“游戏”，中国的私募基金同样也是富人们的乐园。 “参与的资金量一般要100万元以上。太小的资金比较麻烦，这些人钱不多，却很计较，没法合作，而且还容易走漏消息。”某私募基金操盘手说。 运作 在阳光普照不到的地方，私募基金变幻着生存模式和游戏规则。 以前，私募基金在二级市场最主要的操作方式是锁仓，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锁仓的收益稳定、风险较小。市场不景气或是没有信得过的关系的私募基金一般是做投资组合，资金量大的有时会品尝一下自己坐庄的快感。 2001年至今，股市的流通市值处于缩水状况，为了保持盈利率，在市场中求得生存，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操作更加偏重于投资组合。 上海某私募基金负责人表示，像宁波解放南路“涨停板敢死队”那样只拿几千万玩短线的手法，并不是私募基金主流作法。真正实力派的私募基金会着眼于长线行情，注重投资价值。 私募基金的运作协议模式有多种。 2001年以前，大部分私募基金采取基金管理者与基金利益困绑方式，作为管理者要持有基金10％－30％的份额，一旦发生亏损，这部分资金将被首先用来支付。由于此种操作处于地下状态，风险较大，加上市场的连续疲弱，在最近的两年中已不流行。其间，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无法承受巨额亏损，出现过自我了断的事件，使得私募基金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 此后，业内较为多见的是许诺一个回报的比率，如10％，也有的按照不同的投资业绩如15％、20％等，收取不同的分成比例，按照利润与客户之间分成，不同的是，合同里会清楚地写明“亏损由客户自己负责”。 当然，敢于这样运作的私募基金要有良好的口碑，得到客户的认可之后，才会开始正式运作。 与私募基金有过“亲密”接触的上海万国测评某著名分析师告诉记者：“时下，私募基金的主要运作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承诺保底，基金将保底资金交给出资人，相应的设定底线，如果跌破底线，自动终止操作，保底资金不退回。第二种，接收帐号（即客户只要把帐号给私募基金即可），如果跌破10％，客户可自动终止约定，对于赢利达10％以上部分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此种都是针对熟悉的客户，还有就是大型企业单位。后者是当前较为流行的运作方式。” 博弈 目前来看，市场环境以及日渐规范的监管措施使大量社会游资对证券市场望而却步，而私募基金正在吸引这部分资金的目光，因为私募基金似乎有着某种特质，可以和市场的主流机构投资者一较高下。 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在操作上更加讲究实战性。原因在于，私募基金信奉“只有赚钱才是硬道理”的理念，他们的利润来源是盈利后的分成，要将帐面盈利转换成“真金白银”，而公募基金的利润来源主要是管理费收入，无论基金净值如何，都是“旱涝保收”的。 盈利机制的不同，导致了私募基金在操作中更加多变，更加注重“筹码”本身的内在价值。 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具有以下优势： 私募基金面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可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度身定做的投资服务产品； 私募基金所需的各种手续和文件较少，受到的限制也较少，因而更具有灵活性； 信息披露方面，私募基金一般只需半年或一年内私下公布投资组合及收益即可，政府对其监管远比公募基金宽松，因而它的投资更具有隐蔽性。 张先生认为：“目前，规模越大的私募基金投资理念越趋近于理性，他们会分析大券商的研究报告，制定选股计划，寻找合适买点。在调研之后，认为没有大的出入才准备介入。” 同时，风险控制上，私募基金也相当严格，比如说，短线止损5％，跌幅超过20％及时开会研究。而小型的私募基金，特别是5000万以下的，操作比较灵活、自由，选股上还是以小盘科技股、重组股等概念性的个股为主。” 某小型私募基金的负责人称：“我们选股的对象绝对剔除基金、机构所持仓的核心资产，我们把目标锁定在有一定业绩增长潜力的小型股票上。 湘财证券的李健肯定了这种说法：“部分私募基金选择的股票基本都处于长期下跌趋势当中，市场价格与基本面价值形成一定偏差，这就为他们在炒作上预留了空间，同时，私募基金最大的优势就是资金配置灵活，即便出现判断失误，逃跑也来得及。” 私募基金由于身在暗处，操作又相对灵活，就像股市中的“游击队”一样，不时地在市场中掀起波澜。 在今年年初的行情中，走势最为强劲的并不是基金的核心资产，而是如海虹控股、综艺股份等科技股。 私募基金业内人士分析：年初的时候，部分私募基金提前做出判断，基金核心资产股经过一年时间的上涨，涨幅明显过度，后期的上涨空间应当有限，而风险却是相当巨大。 因此，许多私募基金另辟战场，纷纷出击超跌科技股，这才造就了上海梅林、海虹控股等等大批科技股在短期内翻番的神话。 事实上，诸如此类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之间博弈的现象在过往行情中可以说屡见不鲜。 发展 基金法制定过程中曾试图把私募基金纳入到法规监管体系中来，可是因立法难度太大，最后只得放弃。结果，私募基金依然继续着游荡的生活。不过，监管层“招安”私募基金一直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话题。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如果私募基金一旦可以“在阳光下”活动，必将引发中国基金业和证券业的重大变革。私募基金存在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法则的基本内核。不少私募基金的内部运作甚至比中国近几年设立的封闭式基金更加公平严格，更加接近国际水准。 监管层希望能给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名分，而不再从事“地下活动”，但是私募基金担心“招安”后，其“阳光下的活动”必将受到更严厉的监管，而不能“运转自如”。 另外，一旦私募基金“阳光化”，其收益必须按规定纳税，而不像现在这样将代客理财分成收益全部归入自己的腰包。 即便有关部门对现在的私募基金实行“招安”政策，既往不咎，“地下基金”也未必愿意全部走上“地面”，他们不在意是否可以生活在“阳光灿烂”的环境中，而更看重的是，如何在这个充满博弈的市场中“长生不死”。 因此，私募基金的规范与监管是管理层亟待解决的问题。监管私募基金必须有法可依，加快证券私募基金方面的立法，使私募基金由地下金融形态转变为地上金融形态，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为私募基金的立法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由于私募基金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所以应该考虑私募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应该规定投资额的下限；对于机构投资者，也应规定相应的投资额和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限。 第二，财务杠杆系数的控制，即借款融资的数量应该规定一定的范围，如规定其占基金净值的比例，以控制私募基金的风险。 第三，私募基金定期向投资者披露信息，以增加透明度。 第四，要求私募基金的管理人投入的资金在筹集的基金总额中必须占到一定的份额，以避免利益主体的缺位。 第五，私募基金应该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内部管理章程，以强化其内部控制，并明令禁止银行贷款、国有资产等风险承担能力较低的社会资金投向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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