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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头戴“独立”光环 冠以“花瓶”帽子

BUSINESS.SOHU.COM 2004年8月11日13:50 [ 张子凡 贾锋昌 ]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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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特殊而又尴尬的群体,这是一个备受瞩目而又多遭质疑的群体。他们在赞誉中诞生,却在质疑中生存;他们被中小股东寄予厚望,却又令他们失望;他们头戴“独立”的光环,却被冠以“花瓶”的帽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资本市场关注的目光,都影响着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他们就是已置身于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的4000多名独立董事。

  对于这个已经存在的群体,再去讨论他们的产生或许为时已晚,但对独立董事产生机制的探讨对目前的资本市场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伊利股份独立董事的一句话:“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再谈如何怀孕多少有点滑稽。”如何矫正独立董事制度的缺陷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特有的上市公司一股独大背景,令中国的独立董事们陷入想独立却无法独立的怪圈之中。这个怪圈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囚笼,让想要独立的董事们倍感艰难。

  风波中的独董们

  从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郑百文,600898)独董陆家豪到今天的伊利股份独董余伯伟和王斌,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是自称“花瓶董事”,一个是不甘做花瓶,要行使独董职权。这也许是巧合,但冥冥中暗含着一种变化:独董意识正在觉醒。回顾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也许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

  [郑百文篇]

  独立董事第一案

  “郑百文事件”作为中国股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曾给出了太多悬念—虚假上市、虚增利润、信达收购、三联过户。其独立董事陆家豪状告证监会也引发了对独立董事制度的第一次全面思考。

  郑百文弄虚作假事件披露后,2001年9月27日,证监会作出决定:对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副董事长卢一德分别处以30万元和20万元罚款;对陆家豪等10名董事处以10万元罚款。这在我国证券市场开了先河,使得我国独立董事的尴尬处境被凸显放大:一方面可能成为“摆设”,另一方面又因“摆设”而被市场“打板子”。

  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陆家豪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了行政复议,要求免除罚款。证监会却作出维持原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认为陆家豪作为董事,应当对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有关上市申报材料、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能以担任独立董事、不在公司任职、不参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不领取工资报酬或津贴等理由主张减免处罚。

  之后,陆家豪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证监会被以“超过法定诉讼期限”为由驳回。陆家豪不服,提出上诉。法院却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在这起案件中,陆家豪不服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主要理由就是对于自己在郑百文公司“董事”身份的认定。证监会认定陆家豪担任的是应该对郑百文公司违规行为承担直接责任的董事;而陆家豪则一再宣称自己实际担任的是完全独立于公司管理层、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拿任何报酬的“独立董事”、“花瓶董事”。

  对此,陆家豪曾深有感慨地对媒体说:“是‘公司重组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而此时的我已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陆家豪:独董难逃“花瓶”宿命?

  《中国经济周刊》:您状告证监会事件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而今天又有新疆屯河、伊利股份独立董事事件发生,又一次引发人们对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您如何评价现在的独立董事制度?

  陆家豪:我非常关注这些事。总的来说,独立董事还是摆脱不了“花瓶”的宿命。设立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来说,可以说制度完善了,但同时在客观上使独立董事成了一个“挡箭牌”。公司要作假账,别说独立董事没有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就是有也同样会被蒙蔽,因为他们作假账的手法可以说天衣无缝,而且独董又不经常参与公司事务。往往是报年报时,各种材料拿来一签名就可以了,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一句话:独董不能作为公司不作假账的依据。另外,企业上市申请、企业年报等都是要经过证监会审查的,既然查出作假了,那么证监会是不是也负有一定的相关责任?

  《中国经济周刊》:您对今后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有什么好的建议?

  陆家豪:今后应该建立专职化的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除参加董事会外,还要列席监事会。独立董事要由社会上的专职人员来担任,不能是兼职的,不能与企业有任何利益关系,不能依靠社会名流、专家和学者。可以通过社会公开考试招聘等形式进行,政治条件可以,懂得财务、会计、审计和法律,年龄符合的人都可以作独立董事。建立这种专职化的独董队伍也是很容易的,只要相关部门想做在顷刻之间就可以做到。独董招聘后,应由各地区证监会特派办培训后上岗。总而言之,独董应当摆脱“花瓶”的宿命。

  还要强调的是:建立完备的独董制度之后,并不能减轻证监会的责任。在上市公司出问题后,第一责任人应该是证监会,第二责任人才是董事会、监事会、独董和财务、会计人员。独董并不能作为替罪羊。

  [乐山电力篇]

  行权惹祸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乐山电力,600644)独立董事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审计是我国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以来的首例,开创了独立董事向公司“发难”的先河。

  2004年2月16日,乐山电力独立董事程厚博和刘文波因质疑乐山电力频繁的担保行为和巨大的担保金额,自掏腰包聘请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关联交易及或有负债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却遭到公司的阻挠,不让审计人员进场开展审计工作。与此同时,公司2003年年度报告也遭到董事会否决,原定于3月2日发布的年报也被推迟。

  4月27日,乐山电力公布年报,程厚博、刘文波和郝如玉三位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称乐山电力违规担保情况严重,已确认的20项对外担保事项中有16项涉及金额约1亿6000万元未经过董事会批准和部分未公告。有消息称,这还只是披露的审计结果,实际上还有近1.6亿元担保额根本就没有公开。

  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虽然显得突然却似乎也在预料之中。6月1日,乐山电力公告,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提案,建议免去当时公司董事会成员中五名董事的职务。据知情者透露,因为这几个人在公开审计结果和程、刘两人立场一致,所以才遭到罢免。最终,对乐山电力持不同声音的董事在短时间内全部离职,只剩下程、刘两位“局外人”。

  7月16日,乐山电力发布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核了公司独立董事程厚博、刘文波向公司董事会并公司股东大会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报告,通过了两人的辞职申请,并提出了两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程厚博:权限难以行使

  谈到乐山电力事件,程厚博最大的感受就是独立董事不好当。而这不好当正是因为国内独立董事制度的缺陷,行使权限缺乏相应的法规保护,独立董事很难真正地发挥作用,即使是本着为公司长远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很容易招致公司的抵制。在目前的环境下,独立董事要发挥作用,首先要得到公司管理层的配合。但是当管理层发现独立董事的意图可能会损害到其利益时,很可能会采取办法加以阻挠,这样独立董事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程厚博指出,独立董事行使权利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比如,程厚博聘请会计机构审计上市公司之时,正好赶上公司股权转让、重组的敏感时期,个别媒体将独立董事调查事件与公司内部利益之争联系起来,一时间,指责独立董事的声音四起,程厚博在此时又承受着对其个人信誉的怀疑与压力。他认为,在面对各方面压力下,如果没有制度保证,单凭独立董事个人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很难行使应当行使的权力。所以,国内独立董事制度急需完善行权制度,使独立董事的想法能够得到落实,权利得到实施。

  [新疆屯河篇]

  夹缝中生存

  2004年6月,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疆屯河,600737)在自身仍有3亿多逾期贷款的情况下,仍拟以现金方式大量收购德隆的资产,助大股东套现。而作为独立董事提出反对意见,却被上交所公开谴责的魏杰,更是在这一事件中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5月18日,正当德隆陷入困境,其旗下企业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新疆屯河却宣布以现金收购德隆控制的天山畜牧、玛纳斯油脂、乌苏农牧业、生命红科技等四项资产,涉及金额2.79亿元。

  6月16日,3名独立董事对天山畜牧收购价格提出的反对意见见诸报端。而在此前的6月11日,魏杰向新疆屯河提交了辞职函,其中声明因无法了解和把握公司的真实运行情况,决定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6月17日,新疆屯河发布公告,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就公司斥巨资收购大股东德隆所持资产的定价发表了反对意见。其中魏杰对四项关联交易价格均持反对意见。

  24日,上交所宣布,新疆屯河未及时披露事项涉及金额总计9.5亿元,占公司2003年净资产的85%,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交所据此对新疆屯河及有关责任人进行公开谴责,谴责对象包括魏杰及其他多名独立董事。

  耐人寻味的是,魏杰曾经是中国独董制度的倡导者和先行者。早在2001年,他就开始担任新疆屯河的独立董事。就这个问题,魏杰说:“当时我是独董制度的积极倡导者。从当时的情况看,新疆屯河基本面还可以,能够保证中小股东利益。”但是,随着大股东德隆的进驻,在各方利益的博弈当中,魏杰越来越感到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压力。上交所的一纸公告,更是使得他成了制度缺陷的牺牲品。

  魏杰:独立董事应当问责?

  作为独董,只能对董事会议案提出意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然而大股东和上市公司经营的很多事情,独立董事并不一定清楚,也没有权利请外部机构对公司进行审计。而上交所的处罚意见则是“一锅端”,认定董事会成员都要承担责任,独立董事自然也不能免责。于是,独立董事就落入尴尬的处境:并无内部董事的权利,却要承担相同的责任。

  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只是一种社会兼职,只能在董事会里行使自身的表决权,并不能随时审查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真实的运营状况。“在抵押资产未提交董事会讨论而独立董事被蒙蔽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又要受到来自交易所及公众的谴责或指责,让独立董事感到无助。”根据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在行使职权时,上市公司应积极配合。但如今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一旦独立董事发现公司经营当中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遭到公司的抵制和阻挠。“必须明确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健全维护独立董事的法律制度,比如严格规范独立董事的任命和选择制度。这样,今后因否决大股东提案遭致免职时,独立董事也能寻求法律保护。惟有如此,独立董事才能自由发表意见。”

  “我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是一股独大、股权分置,因而大股东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机会和动机。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上没有形成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有效制衡,大股东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将上市公司作为自己的‘银行’,甚至掏空上市公司。”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协调相比,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关系制衡更加重要,就这一点来看,独立董事制度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而对在推广独立董事制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问题并不在于独立董事制度本身,而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没有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具体情况而加以调整。而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独立董事职业化,社会兼职担当不了这种责任;其次是独立董事本地化,因为异地独立董事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也难以较好地把握企业的有关情况,难以适应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快速化的要求;再次是独立董事法制化,应通过法律对于独立董事的形成、权益、任失职等做出明确界定,使得独立董事有法可依。同时,应当加快步伐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加大上市公司的退市力度,如果公司很容易就被勒令退市,巨大的压力将迫使它尽快调整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

  [伊利股份篇]

  罢免独董风波

  2004年6月8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伊利股份,600887)“独董风波”骤起。先是俞伯伟、王斌等三位独立董事就公司国债投资、管理层家属持有公司股份等伊利股份未公开披露的信息向部分高管提出质询。

  6月16日,伊利股份召开临时董事会将俞伯伟紧急辞退。与此同时,伊利股份的独立董事俞伯伟、王斌、郭晓川向传媒发表独立董事声明。该声明称,他们发现伊利集团在资金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疑点—购买国债和伊利股份第五大股东华世商贸有限公司的身世。

  当晚,伊利股份就匆匆发布公告,称临时董事会审议同意《监事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免去俞伯伟先生独立董事的方案》。这一反击的结果是,第二天,伊利股份跌停。于是,伊利股份当天发布第二份公告。

  在这份公告里,披露了免去俞伯伟独立董事的原因—俞伯伟先生之妻兄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承祥商务有限公司与伊利股份曾签订咨询项目合同。

  伊利“独董风波”开始升级,公司的国债投资等系列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在伊利决定罢免俞伯伟之前,独董们正在质疑国债问题,因为公司从没有决定由谁来买、买多少国债,而在今年3月上交所对伊利股份提出质疑后伊利才卖了2.53亿国债,更严重的是,之后伊利竟又开始买国债。在债券市场暴跌行情频繁投资已让人生疑,而其他公司国债委托理财黑洞也频繁爆发。

  俞伯伟:作用在于监管

  媒体上一个题为:“伊利独立董事揭家丑”的文章,光从题目上看就可以反映出对“独立董事”的不了解。在中国经济正在转型的阶段,刚刚引入“独立董事”这一新事物,当然会存在很多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去完善它,事实上也正在不断地得到完善。但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态度,并向着好的方向去做。独立董事的作用在于监管。中国的独立董事目前来说确实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企业来说,它需要融资,希望上市,可是融资后却不希望别人来管它,不想让别人看着它。它没想到自己上市后是要对股东负责的。这些企业的思维还停留在“这个公司是我的”这样一个阶段。

  如果上市公司的高管还没有为股东负责的这种意识,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需要独立董事来监管。有的上市司公司设独立董事完全是为了赶时髦,是想造成一种被信任的假象。而在真正的运作上独立董事却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公司希望独立董事是“花瓶”。如果上市公司按照独立董事应发挥的作用去运作,到最后受益的是企业本身。因为经济的发展走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是“信用经济”。长远来说,这是一种趋势。

  王斌:制度完善是关键

  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再去讨论独立董事的产生问题显的有点滑稽,这好比孩子已经出生了,却还在探讨怎么怀孕。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目前的境况下如何完善现有的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的设置是要制约大股东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问题是谁来保护独立董事的权益?如果没有保护独立董事利益的前提,那么独立董事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就不存在了。

  在现阶段谁应该对整个董事会真正负责的是监事会。我国的公司一直忽略了监事会的作用。监事会在某些问题上应该是要负更多责任,而监事会被人控制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独立董事制度的背后应该是什么?那就是有一套完整的诉讼体系。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诉讼费谁来掏?不是证管部门,而应是中小股东,这是一种激励制度。独立董事制度要想完善,没有一套完整、有力的司法体系作为保障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仅靠几个独立董事来对一个强大的上市公司进行诉讼,资源是不对等的,基本是不可能成功的。

  资料1:

  西方独立董事制度的产生

  西方独立董事制度是在股份制公司处于发展困境时诞生的。当时股份制公司的发展正面临一个极大的矛盾——股东的分散化、流动性与管理集权化之间的矛盾。由于股东的分散和管理的集中,公司高管就不可能由股东背景的人来承担,所以就出现了职业经理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内部人控制”的趋势,形象一点说就是“保姆当家”。职业经理人就好比我们家庭里的保姆一样,他是打工的,但他不是给一个人打工,是给分散的流动的主人打工。聘职业经理人是必然趋势,股东多元、股东流动也是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种制度,来帮助业主帮助所有者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这个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如何有效地约束和激励实际控制公司大权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背景下就提出了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

  这种治理结构在两个法律体系下是不一样的,大陆法系奉行双层董事制度,除了董事会,还有一个监事会,这种制度在德国、日本包括我们中国都很明显。英美法系奉行的是单层董事会制度,单层董事会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监事会。上世纪80年代,他们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所以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因为股东董事太分散多元,不能集中力量来制约职业经理人,所以就引进没有股东背景的独立董事来帮助管理和制约职业经理人。

  资料2:

  独立董事大事记

  1993年:青岛啤酒发行H股,并按照香港证券市场的有关规定设立了两名独立董事,从而成为第一家引进独立董事的境内公司。

  199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其中指出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设立独立董事的条文。

  1999年: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

  2000年:国家经贸委提出今后在大型公司制企业中应逐步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同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正式提出董事会中可以设立非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独立董事。

  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正式实施,该文件要求2003年6月30日前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应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郑百文弄虚作假事件披露后,2001年9月27日,证监会作出决定:对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副董事长卢一德分别处以30万元和20万元罚款;对包括独立董事陆家豪在内的10名董事处以10万元罚款。这一处罚,在中国证券市场引起极大震动,在陆家豪被人们称为花瓶董事的同时,该事件也给许多独立董事敲响了警钟,并直接导致2002年许多独立董事纷纷辞职。

  2003年: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止到当年6月底,在沪深证交所1250家上市公司中,有1244家上市公司配备了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总人数达到3839名,平均每家公司达到3名以上。在配有独立董事的1244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三分之一以上的有800家,占总数的65%;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四分之一以上的公司有1023家,占总数的82%。从人数上来看,大多数上市公司已按要求配备了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已基本得到执行。

  资料3:

  企业独董渐具效率

  据资料显示,今年以来,已有22家上市公司的25位独立董事提出辞职。涉及的上市公司有四通高科、深信泰丰等老牌公司,也有山东药玻、江西铜业这样的市场新军,有B股上市公司,更有银广夏、郑百文等“焦点”公司。上述22家公司有21家又聘请或拟聘请26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具有会计师、律师背景的人选为18人,约占七成,行业专家6人,经济学家、社会名流2人。这一结构与辞职的25位独立董事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当中,知名的学者、教授、社会名流为16人,占辞职“独董”的六成多,另外,行业专家3人,具会计师、律师背景的人士仅6人。

  精通会计与法律的专家以及行业专家人数的增加,说明上市公司在聘请独立董事方面由偏好“知名度”转而更趋实际。

  资料还显示,公司新推举的这些独立董事人选最高年龄为62岁,平均年龄为44.6岁。与辞职的独立董事平均年龄相比下降了5.4岁。

  在上述22家上市公司提出辞职的25位独立董事中,任期最长为两年零一个月,最短还不足两个月。他们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因工作太忙或身体状况,无过多精力打理上市公司事务。如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礻乃、法学教授周忠海因社会活动过多分别辞去了所任的国光瓷业、焦作万方的独立董事。二是因工作变动等原因,独立董事无法继续任职。如知名法学家方流芳因赴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而辞去任职半年的郑百文“独董”。亚泰集团两位独立董事也因长期驻外而提出辞职;第三,主要是不符合证监会的规定。如,按照独立董事任职最多5家上市公司的规定,经济学家魏杰辞去了中福实业的独立董事。段永基则因“不再具有中国证监会要求的独立性”而辞去健特生物的独立董事。

  为改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据统计,截止今年6月30日,在1187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124家上市公司共选聘了2414名独立董事。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一批具有时间、精力保证的专业人士加入“独董”行列,我们将会更有机会,听到独立董事发挥“独立”作用。

  资料4:

  现在或曾经的独立董事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1998年开始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是国内最早一批独立董事之一。目前兼任用友软件等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程厚博: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乐山电力独立董事。因国内资本市场首例独立董事聘请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展开专项审计案例而“一举成名”。

  孟庆福:2002年9月兼任上市公司民丰实业的独立董事。2003年4月,发表第一份独立董事意见书,引起很大反响。目前已辞掉独董职务,现任龙元建设副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

  魏杰:清华大学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倡实行独立董事制的学者之一。2001年12月30日开始担任新疆屯河的独立董事。

  吴敬琏: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为神州数码、中国联通、中石油及中水渔业的独董。

  萧灼基: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任大唐电信、中集集团、清华紫光、嘉实基金及华安基金的独董。

  链接1

  独立董事要走向职业化

  —访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刘纪鹏

  《中国经济周刊》:从郑百文独董陆家豪遭罚、乐山电力独董程厚博等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再到今天的新疆屯河独董魏杰辞职和伊利股份独立董事余伯伟被罢免风波。独立董事制度自实施以来就故事不断,您怎么评价独立董事制度实施以来的功与过?

  刘纪鹏:简单地照搬照抄是死路一条。独立董事制度只有和中国的国情结合,活学活用,有创新才能成功。

  《中国经济周刊》:从我国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来看,总有点“南桔北枳”的感觉,为什么在西方能够发挥良好效用的独立董事制度到我国就变了味呢?

  刘纪鹏:与英美法系所实行的单层董事会制度不同的是,我国是双层董事会制度,董事会之外还有一个监事会,但监事会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问题仍然不断。因此当时包括证监会在内的一些人士提出,引进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

  现在我们是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存,但是两个都没起到作用,都是花瓶,就是说引入了双层制约之后还是形成了双层花瓶。西方的股东是分散多元的,没有一股独大的背景。独立董事没有资格认证,它就是靠名人,玩信誉。但中国是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引进独立董事的。完全照搬照抄美国的,董事会去聘独立董事,董事会是被大股东控制的。这实际上是进入了怪圈。现在大股东为了应付证监会基本就拿独立董事当摆设,往往是拿独立董事当顾问。所以在中国,90%的独董都是处在顾问的这个地位上,这是一种悲哀。现在我们的独立董事有些是花瓶,有些是顾问,是顾问加花瓶。

  西方国家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制约内部职业经理人保护所有者,而我们国家的经理人制度没有形成,公司高管层都是大股东联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要引入这一制度就是为了制约经营者后面的大股东。但是董事会又是大股东控制的,所以说实际上由大股东聘请独立董事来制约他本身,就是我们为什么失败的要害所在。

  《中国经济周刊》:按您所说我们的独立董事制度进入了一个怪圈,那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有,我们如何规避存在的问题?

  刘纪鹏:应该继续存在,但一定要创新。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创新了。在西方很难听到独立董事搞培训的,而且还要发个结业证书。目前证监会已经在北京办了20 几期的独立董事培训班,培训的人数已经接近三四千人。

  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能解决。内部人控制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老是股东控制,这个公司就做不大,只能是独资企业。面对这个挑战,中国必须看到独立董事制度在国际上产生的背景和遇到的困境。我们要创新,要活学活用,要走自己的路。我认为独立董事不是作为兼职的、可有可无的,靠一些名人茶余酒后可以随便玩玩的。随着职业经理人的形成,我们需要有另外一支力量去制约职业经理人,这个制约队伍也要职业化。

  独立董事培训应该逐步地完善,要把他们的结业证书变成资格证书。职业化独立董事队伍的知识结构要不同于过去专业的审计、会计和法律。它要求具备综合性的品质和能力。另外,这个职业化队伍从行业上还要有个家,独立董事在跟不良现象做斗争的时候要有一个家来保护他。我一直在呼吁要成立中国的独立董事公会,并确定包括新酬制度、评价制度、自律监管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

  《中国经济周刊》:独立董事公会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刘纪鹏:这种公会既有行业协会的性质,又可以起到保护会员的作用。一方面,可由公会来确立独董的薪酬标准、执业标准等,并由公会以差额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推荐独立董事,使独董的产生机制真正能够脱离开要制约的对象;另一方面,当独立董事受到大股东的不公正待遇和刁难时,可由公会来代表独董面对,依法维护独董的合法权益,降低独董的履责风险。

  独立董事的产生和薪酬都是和独立董事公会挂钩的。基础薪酬由独立董事公会做一个一般的规定,不能低于什么标准。另外,一年当中,独立董事作出了突出贡献,甚至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的还应该奖励。

  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中国独立董事队伍的人才库。每一位独立董事的业绩表现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独立董事在这种有明确的社会记录,并且社会制约的条件下,他们会珍惜自己的信誉。我想这样的话独立董事才能真正到位。

  《中国经济周刊》:对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预期?

  刘纪鹏:从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是比较赞成通过完善现有的独立董事制度取代现有的监事会制度。但是我们的独立董事要突破英美国家的局限,要向职业化发展。只有职业化了才可能去取代监事会,职业化的独立董事比一个监事会管用。职业独立董事取代监事会还可以让上市公司减轻过多的负担。

  现在我也不再赞成给独立董事规定硬性名额,一定要占一半以上或1/3以上,美国的独立董事占到一半或者多数的趋势对中国是不适合的。我认为一个公司有两名独立董事就足够了,但前提是独立董事要职业化。将独立董事分散的薪酬集中到两个人头上,这样才能有明确的责任,有明确的薪酬激励,也只有高薪才能让每一位独立董事珍惜自己的这个饭碗。

  《中国经济周刊》:您能描绘一下职业独立董事将来的定位吗?

  刘纪鹏:中国独立董事的使命和西方不一样,就是他要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来制约大股东,这是它最基本的定位,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有权、有钱,还要有闲。

  有权就是说独立董事能够在董事会上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它要有能够跟大股东抗衡的权利。不能说我一表达你就把我换掉。或者设置障碍,闹得不愉快。

  有闲就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对每一个对公司发展有影响的议案充分考虑。不能找一些经济学家和教授,想起来去开个会,甚至连会都不去就签个字。得保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治理准则中对董事的起码要求。要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关于公司发展战略的每一个议案。

  链接2

  ★文/彭兴庭

  谁让独董成“花瓶”?

  据国际在线报道:“德隆系”树倒猢狲散,在这种危机时刻,身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的魏杰请辞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独立董事。为此,魏杰被媒体扣上了“开溜董事”的帽子。因了这一事件,舆论也掀起了对经济学家“公共良心”的讨论。其实早在今年年初,《 望东方周刊》就曾发表文章,公开质疑吴敬琏、张维迎等中国知名经济学人背后是否存在“利益集团”。而因一起起“独立董事”事件引发的讨论也并非鲜见。

  通观一起起事件,可看到独董们总是处在“花瓶”与承担责任的两难境地。然而,最终导致这种两难境地的却应当是我国刚刚起步的“独立董事”制度。

  与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企业代言相联系的,正是这项在中国刚刚起步的“独立董事”制度。在拷问经济学家“公共良心”的同时,这一项证监会出台没几年的政策也一起遭到了批评。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就这么评价当前的“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按道理来说,“独立董事”是为了弥补公司治理机构“一股独大”的缺陷和防止内部人控制而出台的。 在中国似乎却走向了反面,一些经济学家一边大力鼓吹独立董事有助于决策公正化,一方面却又拿着大股东的钱,为他们的利益摇旗呐喊,借助自己的影响力错误引导公众预期。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经济学家被大老板、大公司、大股东豢养的背后,做出有违自己良心的事,用经济学家自己的话来说,这也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使然。按照《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董者,监督管理也。独立董事,首先是必须要“董”其事,然后才能谈得上“独立”与否。现在的情况却是这样的,独立董事不仅仅没有独立,反而成了他们各自老板的利益代言人,更谈不上尽其监督管理的职责了。

  《上海证券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说,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瓶’的今天,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这是一名经济学家所说的。然而,笔者以为,独立董事成了花瓶倒也好说,花瓶之说,也就是赏心悦目罢了。但一旦那些知名的经济学家成了老板们豢养的私家犬,时不时为主人出来叫唤几句,引得人心惶惶,我想,这样的“独董”就难说了。

  因此,与其不断地要求经济学家自己重塑公共良心,还不如认真反思当前的这种企业与经济学家的互动机制。独立董事只是一种方法,没有约束机制和激励制度的跟进,其势必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 责任编辑:吴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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