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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武汉8月12日电 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7月30日在美国病逝后，记者在武汉大学有幸见到了与董辅礽先生身前有过长期密切交往、目前在国内讲学、埋头办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一向低调的邹恒甫教授这次并没有回避媒体，他欣然接受了记者专访。我们听他娓娓讲述董辅礽先生和与之相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听他激情畅谈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听他深情缅怀经济学界三颗巨星的先后陨落，听他慨叹人生的聚散离合与无常。
（董辅礽192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46年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0年毕业。1953年赴苏联学习，1957年获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硕士、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讲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同时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辅礽曾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开拓性的贡献，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常年从事教学的董辅礽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这些人才如今正活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企业界。董辅礽在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称。）
一、在武汉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里加深了解董辅礽先生
记者：邹教授，您和董辅礽先生的深厚友谊外界早有传闻，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董辅礽先生的？他最初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邹恒甫：1978年，董老师到我就读的武汉大学作一场学术报告，我听了他的报告后，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个人与别的人不一样，有思想，很了不起。我在那个学术报告上第一次听董老师讲了许多新奇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谈论社会主义的利润，不能谈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而董老师给我们讲述如此离经叛道的学术观点是要冒巨大的政治和学术风险的。对于那个时代，那是多么伟大的思想！
他给我的印象是有雄辩的口才，有鲜明的思想，有学者的风度，是很征服人的教授。他当时对我们年轻人讲了三句印象深刻的话，令我至今不忘。他说：“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
多年后，我对我的学生也说这同样的话，当然，我又加了一句，要学好中文。
记者：您后来对董辅礽先生又有一些什么新的了解呢？
邹恒甫：1978年至1983年8月，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有两件事情让人无法忘记，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反思，第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前者就是以董老师为首的，当然，中间还包括了于光远、薛暮桥等一批前辈人物，他们大胆深刻地反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勇敢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那时的董老师还只有50多岁，但观点鲜明、锐气逼人。后者是以张培刚、陈岱孙、吴纪光、谭崇台、厉以宁等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大力引进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中西冲撞，真可谓文明的大冲撞。
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与我就读的武汉大学产生关联，我把他们称作“武大学派”。他们的学术理论走到了最前面。董老师是武大的校友，这不用说，他与我的老师曾启贤是挚友，他们都是原先在武大任教的张培刚的学生。因为曾启贤老师，我对董老师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这里要谈到我尊敬的老师曾启贤，他1989年过世了，可以说他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里最伟大的人，他懂西方经济学，也懂中国，还懂得尊重他人。董老师与曾老师交流很多。曾老师把董老师、于光远、薛暮桥等人的一些最新思想带到了武汉大学。还有从哈佛回国的以张培刚、谭崇台为首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教授，以及同是从哈佛回国的吴纪先老师、刘涤源老师，从耶鲁回国的李崇淮、周新民，从威斯康新回国的朱景尧等一大批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物。他们齐聚武大、真可谓群星灿烂，光华四溢。我就在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里成长。尤其是董老师能够把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最前沿的理论及时带给我们，我们还能够亲眼目睹他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这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认为我当时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加上得到西方经济学的熏陶，使我在同辈人中有很强的优越感。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邹恒甫教授1962年出生于湖南华容县，恢复高考后，他顺利考取了武汉大学，入校那年他只有15岁。他在武汉大学读了四年经济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中国学生，也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他现为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在那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增长、收入分配和地方财政。他已经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40多篇发表在国外权威经济学杂志上。他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排名十分靠前。邹恒甫教授在中西方经济学界可谓一位传奇性人物。世界银行丰厚的年薪足以让他过上极为优越的生活，但他毅然游走于东西方文化和经济学与教育之间，在中国的诸多经历依然让他痴心不改，决然要为自己的祖国为母校武汉大学做点事情。
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奋斗的邹恒甫教授，怀着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投身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领域。他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悄悄地进行着全新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实验，全套引进西方最先进的教育模式，使这两所著名高校尤其是武汉大学的数理金融经济学教育为世界瞩目。十年来，仅武汉大学，他把那里的上百位优秀学生先后送往美国和欧洲的一流大学深造。他还在武汉大学办起了国学、历史、哲学等实验班，至今硕果累累。有评论说，中国的经济学和与其相关的教育在邹恒甫教授的带动下，其历史必定重写。
他现在是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EMBA和高级培训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董辅礽经济学讲座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岭南讲座教授；浙江大学特聘顾问教授；《经济研究》杂志特约联合主编。他一个人就参与了两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他与厉以宁教授同是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与谭崇台教授同是武汉大学西方经济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二、董辅礽先生是我从哈佛回来后交到的最好的师友
记者：邹教授，我们了解到，您从哈佛回来后，才真正开始了同董辅礽先生的学术交往，你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您能为我们回顾一下这段时期的一些经历吗？
邹恒甫：1987年我从哈佛回来，带着西方经济学回到武大，回到中国，我那时年轻癫狂，目中无人。我认为当时中国的一批经济学家的思想不新不旧，我走在他们的前面已经很远，他们在我的后面爬行。我甚至在董老师和曾启贤老师面前说些让他们难受的话。我提出对中国的现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全盘重新思考。董老师却以非常平易的态度对待我，认真听我高谈阔论，在老师看来，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评价的。他们还不断地鼓励我多思考，充分表现出了大学者的高风亮节。我后来才知道，老师的那种胸怀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董老师那时才57岁，名声显赫，风光无限，能有那样谦和的胸怀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越往前走，越令我感动不已。这个时期，谭崇台和张培刚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关怀。
1989年，我的老师曾启贤去世。董老师先后写了一系列文章纪念曾老师，并阐释曾老师的一些理论主张和思想。1999年，在曾老师去世10年之际，董老师又重新写文章纪念曾老师，写他的为人，写他的学术，表现出了一个学者的高尚情操，给我印象极深。曾老师作为我的最好的老师之一，我至今也没有为他写过一篇文章，这令我惭愧。我是1989年5月从哈佛毕业的，曾老师此前过世了。我曾答应过曾老师，我要以儿子的身份把曾老师接到美国，把他安排在一个十分舒适、幽静的地方，让他研究，让他思考。然而，这已成了一种巨大的遗憾，常常让我愧疚万分。1989年8月，在我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前后，我在学术上与中国联系最多的是董老师、张培刚老师和谭崇台老师，许多学术交流都是在这三人之间进行的。
可以这样说，董老师是我回到中国后交到的最好的师友。1991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董老师和厉以宁老师联合推荐我到北京大学就职，北京大学给我副教授职务，但我没有接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动了一个很大的心愿，想在国内组建一个先进的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很紧张，直到1993年这个事情才有了眉目。1994年，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董老师一开始就对我要做的事情全力支持并倾注了很多心血。中心的第一台空调就是董老师捐钱买的，那时的空调是很贵的，一台要8000多元人民币。董老师还号召他的学生们都来支持我，鼓动他所有能赚钱的学生给中心捐钱。董老师在有很多领导参加的中心揭牌仪式上说了这样的话：“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了。”董老师的话在当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震撼心灵，终身难忘。
三、乐意助人、敢于直言，我觉得他更像我们湖南老乡
记者：您和董辅礽先生在不断的交往中产生了珍贵的友谊，他虚怀若谷，奖掖后学，乐意助人，您还能为我们讲述更多的关于他的故事吗？
邹恒甫：在那时，在人们的眼里，他是中国经济学的第一高手，但他从不以老师、专家自居。与他谈话很轻松，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说：“恒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由于我了解一些世界经济学前沿的知识，当时从国外带回了一些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有很先进的教材，我把这些资料都送给董老师。董老师态度谦虚，总想着别人。这些书籍看过后，他希望通过我送给新一代的人，他总是说，这些好东西不能浪费了。他把那些国外最好的论文和教材都留给了后一代人。
我在国内创办了第一份全英文版的《经济金融年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董老师发表讲话：“我在中国社科院任经济所所长的时候，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一份这样的刊物，我没有办成，邹恒甫现在办成了。”如此谦虚的胸怀，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仍然令我汗颜。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进行经济学的现代化教育的全面探索和改革，尤其在武汉大学，从始至终，董老师都在关注我实施的改革计划，他不停地鼓励我，尽全力支持我。
在一次有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领导参加的视察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座谈会上，董老师直言不讳：“当高级研究中心还是一棵幼苗时，国内有人想把她扼杀在摇篮中，现在有成绩了，许多人又来摘桃子。”董老师振聋发聩的话语，敢于直言的精神，令我无比钦佩。从许多方面看，我觉得他更像我们湖南老乡。
记者：由您组建的由董辅礽先生出任联合主任的武汉大学的EMBA中心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有了很大的影响，董辅礽先生和您一起办EMBA教育，这中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邹恒甫：2002年，我在武汉大学组建EMBA中心，董老师应我的邀请，欣然同意出任该中心的联合主任，另一个联合主任是前不久去世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短短两年，我们共同见证、亲历了创办EMBA中心的全部艰辛。这中间的许多曲折故事是无法在短时间里讲完的。我，董老师还有前不久去世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任EMBA中心联合主任的拉丰，我们共同努力，从无到有，全部聘请世界一流大学的包括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著名教授为学员授课，被业界和媒体认为是中国EMBA教育的奇迹。这中间，董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
董老师是2002年8月就任中心联合主任的。上任后，他就和雅克·拉丰在北京、武汉、长沙、深圳、苏州等地为之奔走呼号。最令我感动的是2003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董老师从美国回到北京，一刻也没停留，便转飞苏州。由于飞机延误，他到苏州时已是凌晨3点。董老师休息了三个小时便匆匆奔赴苏州大学作学术报告。他的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就一口气作了两场报告。我记得他那次报告讲的是所有制问题。因为他是著名的“董所有”，他从马克思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谈起，特别是说到书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中文翻译，他强调那个“消灭”在德文里不是消灭，而是扬弃。
我们一起在艰难和快乐中创办、探索中国的EMBA教育，刚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幸的是两位EMBA的联合主任都先后患癌症离开了我们。拉丰是今年的5月1日去世的，董老师在拉丰去世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也离开了我们。加上我的好朋友、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上个月在董老师之前也在国外患癌症去世了。
（杨小凯1948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曾用名杨曦光，乳名小凯，1968年，因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而坐牢10年。曾任澳洲莫纳殊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发展经济学杂志》等国际一流学报，已出版《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所提出和研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四、三星同陨，我在今年夏天深刻地感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记者：几乎在一个夏天里，与您相知甚深的三位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杨小凯和董辅礽先生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在这三个人中间，目睹了什么？见证了什么？我们相信您一定有太多的人生感悟。
邹恒甫：是的，他们都离开了我们。这种人生的变故和损失，对中国、对欧洲、乃至对世界的经济学的影响无疑都是巨大的。一个夏天，三星同陨，这使我在很短的时间里深刻地感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我与董辅礽老师、拉丰和杨小凯之间，仿佛只有小说和电影里才有的许多故事，却真实地发生在我的生活中。
在董老师得病之前，拉丰已身患肺癌。拉丰才57岁，他是欧洲经济学会的主席，被公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最初，当我知道拉丰患有癌症的时候，拉丰在精神上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我记得在电话里他这样对我说：“恒甫，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了，我再也不能帮助武汉大学EMBA了，我再也不能帮助中国了。”这是一种何等绝望的心理啊！
在这种情况下，最先伸出援手的是杨小凯。杨小凯与肺癌斗争了将近三年，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气和信心。他认为癌症病人都是被吓死的。他还举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谢尔文·罗松为例，谢尔文·罗松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后，精神很快就崩溃了，很快就死去了。杨小凯认为，癌症是可以征服的。杨小凯给我发来了无数封电子邮件，还打来了许多电话，他的那些与癌症斗争的经验和故事通过我转发给拉丰。我成了他们之间的传声筒。杨小凯与拉丰并不相识，我把这些邮件和电话里的故事转告给拉丰，拉丰得到了巨大的鼓舞。杨小凯非常坚强，那时，我们还真的以为杨小凯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其实，杨小凯离自己生命的尽头已近在咫尺。杨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激情和对人类的无限关怀让拉丰产生了生活的希望和求生的勇气。
2004年4月18日，我到洛杉矶去看望拉丰，看见他70磅都没有了，他原来有190多磅啊。那个时候，杨小凯已经处于癌症晚期，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只能用手写字。杨小凯比拉丰晚了一个多月离开这个世界。杨小凯皈依了上帝，55岁的杨小凯带着期待和欣慰进了他的天堂。我相信他一定是进了天堂。57岁的拉丰在5月1日的那天也离开了我们，拉丰是带着对法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的关注与爱以及无尽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拉丰在患病期间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能像董辅礽老师那样活到70多岁，那该多么好啊，哪怕就是70岁也很好，那样我就可以更多地照顾我的孩子和家人，我还可以为经济学事业做更多的事情啊。”如今，每当我记起这些话，就禁不住潸然泪下。
（让—雅克?拉丰教授(Jean-Jacques Laffont)曾经担任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主席(1992年)，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1991年)，美国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93年)，并于1993年第一个获得欧洲经济学会的Yrjo-Jahnsson奖。拉丰教授在机制设计理论，公共经济学，激励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成就获得经济学界的一致公认。拉丰教授于1990年在图卢兹创立了著名的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为振兴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拉丰教授曾多次到中国访问讲学，积极关注中国的经济学改革。）
早在2003年9月，董老师就确诊为癌症，董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几乎说了和当时拉丰对我所说的同样的话。他说：“恒甫，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我在震惊的同时，马上给他鼓励。我同样用杨小凯和拉丰的例子鼓励他，他精神为之一振，我的话还真的发生了作用。董老师跟家里人说：“恒甫告诉我了，这是有希望的，癌症是可以战胜的。”董老师的女儿和女婿都是研究癌症和生物方面的专家，他们都在美国杜克大学任终身教授。他们也认为董老师再活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
董老师非常关注拉丰和杨小凯的情况。我又把杨小凯的故事转述给董老师听，他听了很高兴。他要与癌症作斗争，他对生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2004年3月，我去美国杜克大学看望董老师，发现他像往常一样，他说，除了手心有点痒，其他都很正常。我回到华盛顿，我给拉丰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所见到的关于董老师的一些事情。拉丰在电话里骂了一句，他抱怨地说：“我们的事业怎么这么艰难啊！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他们患病的三人中董老师年岁最高，77岁了，是最乐观的人。5月1日，拉丰去世后，我没有告诉董老师。董老师喜欢上网，他不久就知道了这个消息。5月下旬，他对我说，拉丰是不是走了？我说：“我自欺欺人，我一直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您。”当时，我感到董老师的心情非常沉重。后来不久他开始发低烧，癌细胞可能又发作了，我也知道关于董老师的治疗不是很乐观，死亡阴影正悄悄地向他袭来。
又过了不久，我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来武汉大学进行学术交流。7月17日，我给董老师打电话，他第一件事他就是说，杨小凯是不是也走了。他说，他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先前没有告诉他的原因是怕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他说，没有关系，他说自己的情况有所好转。我听了还非常高兴。
2004年7月30日下午3点零3分，董老师在美国的杜克大学医疗中心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很快就和他的女儿通了电话。我当时在中国，董老师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在他的身边陪伴他，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继续他的事业，为中国，为武汉大学，能够多做一些事情，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五、我相信历史一定会给董辅礽先生以恰当公正的评价
记者：我们发现，董辅礽先生去世后，网上有对董辅礽先生正反两方许多不同的评价。对此您有何看法？
邹恒甫：董老师去世后，许多人向我提到网上有一些人对他有非议。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这样的现象很正常，也符合学术的发展规律。我相信历史一定会给董辅礽老师以恰当公正的评价。
记者：最后，您有什么话要向大家说吗？
邹恒甫：我的朋友董辅礽老师、拉丰和杨小凯，他们三个人都是对学术有着崇高追求并影响世界和中国经济学的巨人。这些年来，他们没有给我一点点癌症的迹象。我想对所有人说，我们不仅要锻炼身体，还要经常检查身体。我相信，这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最尊敬的老师董辅礽以及拉丰和杨小凯共同要向大家说的心里话。(人民网记者 钟心 新华社记者 戴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