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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流行这么一句话：“找媳妇要去菜场找，招女婿要招驾驶员”，可见当时这两个职业是多么有油水。孙兆妹从1985年开始搞起了水产小承包，而发展到1987年，她已经是杨浦区有名的“水产大户”了。
“一开始在隆昌菜场搞小承包，后来到白林寺菜场搞水产大承包。因为我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周围的朋友都很照顾，虽然很辛苦，但一个月的收入不会少于4000元。那个时候菜场卖菜的人都很赚的，更不要说是做水产。一听到是做水产的，所有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大户’啊！”
孙兆妹这样形容那时日子的好过：“80年代还不流行过圣诞节，而我们家的圣诞节都是到和平饭店去过的，这在一般人真的难以想象。孩子的衣服和玩具也是应有尽有。虽然别人买菜都还是要凭票的，但我在菜场做生意，吃的总不用愁，不仅自己随便吃，亲戚朋友也是一样，很多跟我特别好的姐妹家里黄鱼多得吃不完。”讲到这里，孙兆妹不由自主地笑了笑，似乎沉浸在了最辉煌时的荣耀之中。
这样的高收入一直持续到1989年。照理说，近4年的收入累计下来至少会有15万元，在一般人看来除去一般的开销，总该留下不少积蓄，总该有一套宽敞明亮的大宅了吧？毕竟那时有个“万元户”都是很稀罕的事。而出乎意料的是，孙兆妹竟告诉记者，她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积蓄，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在1989年花了7000元买了一套20几平米的老式里弄房。这倒让记者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的人，也是一个豪爽的人。做生意朋友自然多，需要打点的事也很多，上上下下都要照顾好，开销确实也很大，但实际上我自己用不了什么钱的。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不太有数字概念，不太记得自己花过多少钱，花也就这么花了；而且当时钱来得实在是太容易了，也不会想到做积蓄，总是认为这个月钱用光了下个月可以再赚，可能真的是那种所谓的暴发户心理吧，也没把钱当钱花。要不是当时买了一套私房，现在真的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说到这里，孙兆妹的表情显得比较复杂。
1990年初，孙兆妹的先生开始担任一家中瑞合资服装厂的总经理，于是让她不要再外出工作，全心做一名家庭主妇。这时家境愈发富裕起来，家里甚至有了一个专门放钱的抽屉。
孙兆妹为人特别热情，单位里弄的大小事情，只要叫她帮忙，她比居委会主任跑得都快。亲戚朋友邻居家里有了红白喜事，也总少不了她，而她给的“大礼”也基本上是最体面的了。
家庭主妇的生活自然是清闲的，除了照顾孩子之外，基本上不再有别的事情，于是旅游成了那时最多的活动。有朋友曾经跟她开玩笑说，这时候她已经享受过一切该享受的，就算死了也不冤了。
记者点评：“穷妈妈”也曾经有钱过，但她却没有真正富过。实际上，1985年至1991年的这7年，本应是“穷妈妈”完成原始积累条件最好的几年，因为她有着别人没有的资金优势，如果她在这时可以做到合理安排资金的话，那么她至少应该留下20万元的积蓄。
1980年代很多老百姓选择了做储蓄。虽然储蓄并非是投资，但在那时的高利率状况下，即使她拿出一半的钱用来储蓄，也一定是受益匪浅的。诚然，当时的投资产品并不多，但在1987年～1989年，国家推出的一系列国库券、保值公债、建设债券等都有高达10％～15％的利息，这在保守型投资者看来也是非常好的投资手段了。
富爸爸说：“富人人人都投资。就像一个时刻关注未来天气变化动向的远洋水手那样，投资者必须对将要发生的变化保持警觉，并且随时做好应对任何困难的准备。”这也就是说，投资是成为富人的必要途径，而具备抗风险意识是成为成功投资者的必要素质。但“穷妈妈”却一味选择了消费，没有任何积蓄的她也因此没有了任何抗风险的保障。她的低财商为她日后的挫折埋下了伏笔，也成为她为什么不能守富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