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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多数人已经认定，中国经济已经发生和还在发生的高增长，要归功于城市化进程，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城市再造的话题。
对于城市的未来，建筑大师贝聿铭曾有一句名言：“我们只是地球上的旅游者，来去匆匆，但城市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反观我们在城市再生中所做的一切，似乎与贝聿铭先生的忠告相去甚远，我们确实在急切地期待城市的再生，但却似乎并不清楚城市究竟应该如何再生！
这显然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一提战略，很多人就会想到《三国演义》。不错，国家之间的竞争需要战略，但问题是在国与家之间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呢？当然有，这就是城市！国家、城市和家，三位一体，这才是我们现实中的世界。
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在大兴土木，所谓旧城改造，所谓城市经营，原本是国家所有的土地，在缴纳了一定数额的土地出让金后，便在使用权上改旗易帜。国内有关专家估算，土地开发进入“大盘”时代时，由于土地市场管理中的种种不规范，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至少在百亿元以上。
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批条子，开协调会，直接干预大量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表明，1994年到2000年，阜阳明显属于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高达10亿元，而这笔巨资的绝大部分又都流入了王怀忠倾心扶持的少数“老板”手中，而这些大老板显然也不可能不对王怀忠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回报。
所以，在我们种种改造城市努力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只“看得见的手”在推波助澜，正是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起作用，才使得寻租盛行，使得城市再生变成了“旧城改造”，变成了简单的、无序的胡搭乱建。而这只“看得见的手”，就是城市战略以及具体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用地政策。
在我国，随着用地主体多元化，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对一些营利性的用地项目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调整，为各地政府提供了新的财富积累来源，进而使得地方经济增长获得了起飞的条件。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战略是不完善的，因为供地政策改了，征地制度却没有改变，这就导致我们实际是在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征地，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高价出让，在客观上形成了多占地多得益的机制。
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古城，如南京、济南、西安，甚至是北京，都出现了毁灭性建设问题，甚至最后演变成了冲突和事件，引发了一些市民的强烈不满。
对于这样的问题，世界城市规划与城市战略研究的鼻祖级权威，来自英国的彼得·霍尔，在今年7月应安邦集团邀请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与笔者有过一番富有启迪意义的面对面交流，当时他向笔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城市规划小组往往是由各个行业专家组成，其中有城市地理学家、城市经济学家、战略专家、建筑学家等等，这样才可以避免致命的失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一次英国一个城市计划要造一个飞机场，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来论证，他们将整个项目细分，每一个子项目都作了非常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但是在原址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小教堂，这个教堂如何作价？当然不可能以现在的市场行情来做，怎么办？其中一个金融学家建议用教堂的保险价值作价。最后被一个建筑学家知道了，这位建筑学家说，你们太荒唐了！这个教堂是无价之宝，是十二世纪的作品，不能破坏。最后，他到市长那里去投诉，这个项目最终得以废止。”
彼得·霍尔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意味深长地把身子倾向我问道：“其中的寓意，你们不会不明白吧？”看着他那苍老花白的头发，执着、认真、充满期待的表情，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的，我明白！但令人无奈的是还有太多在各个环节中掌握着城市命脉的人不明白。我们有很多人不明白城市再生根本不是旧城改造这般简单，那是涉及城市的交通，城市的产业分布，城市的新增长模式等等诸多方面的、全面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战略问题；我们很多人不明白，城市形象和城市美学是一个专业问题，而不是某些权威人物的感觉，它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经过与全球其他城市的比较，才能最终确定和统一认识的问题；我们很多人不明白，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城市难题，诸如交通堵塞、工业区建设、资源消耗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等，其他城市可能早已经遭遇过，甚至已经有了理想的解决方案；我们很多人不明白，城市规划只有在城市战略先行之后才有意义……否则规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作者为ＡＮＢＯＵＮＤ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城市战略研究小组的战略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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