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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郎咸平教授商榷
国务院国资委所属职业经理研究中心 李开发
近日诸多媒体就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关于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企业改制的MBO方式有尖锐的意见，许多人士认为MBO在中国近阶段不可行。笔者愿就所研究的，所经历的，所探讨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分析，也和郎教授商榷。或许这种探讨能使我们能更清楚地分析MBO方式的利与弊。
一、 争论焦点集中于MBO方式原因何在
所谓MBO方式就是英文缩写的管理层收购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企业改制
过程中，让现有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合适的操作方式，改变企业的体制，改变企业的所有权构成，这种方式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开始，近年来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逐步有所采用。
焦点集中于MBO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经济学理论所说的内部人控制。由于企业管理层长期管理与控制企业，最了解企业内部情况，可以利用外来人员、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对企业了解不多，深层次的情况不尽了解，用专业术语来说，叫“信息不对称”，或者同主管改制的官员勾结在一起，低估企业资产，高估企业的亏损与问题，甚至将其中有一部分资产（例如品牌资产、技术资产，以及其它一些资产）隐藏起来，以较低的价格收购企业，从而顺利地把国有资产转换为个人资产，在企业改革过程中获得不合法的利益。
由于企业MBO多数情况是一对一谈判，虽然也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尝试过多种方式，但公之于众的就是最后操作的一种。尽管政府有多个部门参加，例如，主管局，国资委，体改委，分管领导及专题工作班子，在企业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参与，但毕竟是少数人经手，因此，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作为一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只是一个法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证据，如果我们一定要说企业改制就有流失问题，一定要提供证据，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同时还要客观地评估企业改革面临的种种问题。
二、 企业家对企业究竟有多大作用？
首先我们把企业家讨论范围集中于知名企业，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实质。记得1996年，广东有个当时名扬天下的企业叫小霸王，这个企业就当时的情景说如日中天绝不过分。这年下半年，因为企业的领头人段永平就原中山市工业公司所承诺的利润分成事不落实，毅然出走，在一江之隔的东莞办起了名不见经传的步步高。又是一年，步步高开始名扬天下，而小霸王则是辉煌不再。到了第二年，步步高开始登上中国电话机行业的龙头宝座，产值与销售额均突破数亿元，而小霸王则每况愈下。当今的步步高，其品牌价值估计数亿元不成问题。而小霸王而今安在哉？真有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意思。当时与小霸王齐名天下的还有许多，有的已经门庭冷落，曲终人散，也有的灰飞烟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当然，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并不都是段永平，因为段永平是公认的业界奇才。但是，对于一个在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与众多行业内企业较量当中，与国外同类企业的竞争与搏斗当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很好，企业家们一定有其非常过人之处。或许是当初他的潜力还没有发挥；或许是他后来刻苦钻研，奋发图强，殚精竭力，在成百上千次交手与较量当中，终于胜出；或者其本人能力并不大，但是会用人，会发挥团队的作用，象刘邦，刘备，靠用人而胜出；归根结底，毕竟是非常不容易。当企业家面对一个波折时胜出了，我们可以说偶然的因素比较大，但是当一个企业在多少年的惊涛骇浪中安然无恙时，并且获得巨大发展时，我们要看到这其中有必然的因素。
与张瑞敏的海尔同时崛起的有众多小电机厂，小冰箱厂，当时是群雄并起，几经多次洗牌，大多数都被时光的流水淘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象爱多VCD的胡高标，象郑州亚细亚的王遂舟，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以及年广久，步鑫生，终于英雄落难，流水无情。
记得当时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国家有两个非常有前途的科技成果，一个是来电显示电话机技术成果，是国家专利，有关方面去了6个以上国有电话机大厂，以极便宜的价值想促成转让，但就是转让不成，原因是，这些企业通过市场调研得出了这个专利 产品没有市场的结论，再三宣传这个产品的市场潜力他们也不信。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步步高把这个产品推向极致，不但开发了巨大的市场，而且也赚取了高额利润。再有一个事，就是后来的盼盼防盗门。早在1992年就有杰出发明家将这此类高档防盗门申请了国家专利，发明人为该产品的推广联系了数家企业。许多大型机械企业都摇头否定，到了辽宁营口的企业家韩召善手里，终于成了国内最好挣钱的产品，盼盼也由此此知名国内外。有许多企业老板们，每天都在遇到机会，每天也会有人向他们介绍新产品，然而为什么这些企业最终寿终正寝为天下笑？我们只能用企业家的能力、智慧与胆识去解释，用企业家的水平去解释，而不能是别的。
三、 企业家究竟价值几何？
先看国际市场，顶级的企业家年薪上亿美元，例如，惠普公司的女老总年薪约9000万美元，当年的通用CEO韦尔奇约3000万元，另外还有企业的期权与待遇。负责纳斯达克的主席年薪约2亿美元。再看国内市场，外资著名公司，如微软中国总裁，年薪一般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国内著名网络公司CEO也有约50万美元左右的年薪。其它上市公司总裁或其它高管也有数十万人民币的年薪。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确实难以想象。然而我们尽管不满，尽管自己拿不到，但对市场的选择也无法改变。当一个企业年销售额以数亿元的速度攀升时，一个企业的决策人拿多少薪金其实已经无足轻重。当一个决策可使企业增加产值数亿元，增加税收数千万，有多少员工增加了就业时，对企业家来说拿个几百万元也不为多。因为一个能力不够的企业家或许一个不完善的决策就使企业陷入困境。
有人说，企业转制纯粹是政府主管部门与其在一对一决定企业家的价值。其实不然，企业家的价值早就由市场决定了。不承认不是办法。没有人能与市场规律较劲。近十几年来，有许多地方对那些运营较好的企业动辄更换企业家，结果是鸡飞蛋打，企业也每况愈下，例如当年的知名企业燕舞电器，据说品牌价值就值好几个亿。那些有能力与人格力量的企业家，这些人有一个企业管理班子会跟他走。你要搬他，他走了，可能企业的精英力量也走了，你这个企业也混不下去了。这是因为，市场是人创造的，这些能力突出的企业家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其它企业与其说是与这个企业做生意，有时不如说与这个人在做生意。虽然这个话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实际生活中事实如此。例如我们是因为相信某个人而去相信那个企业，用那个产品，是喜欢那个人而采用了那个产品。正如广告明星一样，企业家也是企业明星。有时候人们相信海尔的产品其实是相信了张瑞敏这个企业家。一个企业做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企业家就是企业的灵魂，就是企业的中流砥柱。就象战争中面临危机，说司令员和我们一起战斗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小霸王的当年上千职工能对段永平的出走有权说不的话，就没有今天步步高的辉煌，然而段永平的功绩将积累在小霸王之中。
其实我们并无一个准确的办法来确定企业家的价值。但市场经济使我们有了参照物。一个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能运作一个规模数亿元，数十亿元以至规模更大的企业，一定有他自己的资源，比如他组织团队的能力，他组织资金的能力，他开拓市场的能力，他与外国巨头打交道的能力。不管他当初怎么上去的，只要能站稳脚跟就非常不容易。市场是检验企业家能力的试金石。至少他有一点，他对这一个市场研究得比较深，他对企业的全部资源了解得比较细，他的经验、信息与网络也是有很大价值的。一个技术人员可以跳槽去外企挣上万元工资，我们没有异议，认为这是他的能力。当年吴仕宏从微软中国总裁的位置上转换到了TCL，换来人们对TCL的关注，如果折合成广告费用恐怕值个上千万元也无可厚非。不用说吴仕宏也为TCL开拓市场做出了很大的奉献。因此年薪数百万元上千万元人们并无异议。唐俊从微软中国总裁人位置上过渡到上海盛大，上海盛大一下子由于引进唐俊当CEO名气飞升，更何况唐俊还有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的能力，企业管理的能力，技术开发的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进入国际市场，中国的企业家不能总是与高薪无缘。能者多劳，能者多得，你不给，就会有人将他挖走。你不给，他心里也不平。象海尔，象TCL，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生根。海尔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骄傲。众多的中国国有企业家的水平在与国际企业较量时已经不再逊色。我们不给他定价，市场也已经给他定好了价。例如，有的企业招聘了个硕士研究生，给他开了5000元月薪，几个月后他来辞职，理由是他的同学都拿了8000元，所以要辞职。企业没有理由不让人走。我们可以用觉悟与奉献精神来拢络住企业家，但他的部下走了，工资是企业家的数十倍，我们怎么在市场上体现公平？长虹电器，倪润峰退休了，如果他不甘寂寞，到另一个企业去，他的人脉资源，社会号召力，他的社会关系，甚至他出面造成的变相广告价值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说老实话，最终还是市场决定价值。为企业的成千上万员工计，每个员工还有一个家庭，为企业的平稳发展计，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计，为财政供养人员的税收来源计，我们不得不、不能不用合适的方式来体现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巨大价值。违背市场规律的事情既做不成，也长不了。再说，中国人素以宽厚闻名天下，为什么要不公正地对待这些企业家？难道被洋企业洋品牌兼并了才安心，难道要等人被挖走才追悔莫及？
四、 不搞MBO，我们还能有哪些选择？
事实上，我们不搞MBO，真正能供选择的途径并不多。搞平均主义出售给企业员工，实践证明不但难以操作，筹集资金不容易，而且难以统一，民主难，集中更难，企业家的积极性的没有很好的调动起来，一分多了就有红眼病，已经这样做的企业多数运营不好。
我们还可以引进外资参股，引进外来民企参与，甚至争取企业上市，或者完全折价出售。以出售而言，谁来定价？比如企业的市场网络，比如品牌，商标，象小霸王现在算什么品牌？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是合适的？其实最终就是我们把企业出售给一个从来都不认识的毫不相干的人，企业家也能凭他的市场资源、人脉资源，信息资源获得他们应有的价值。难道这样就是好的处置方法吗？至少也不是最优的选择。再说，企业家为企业干了那么多年，既然能安然的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多年都贡献过来 了，为什么不能获得其应有的价值？要知道，如果他没有相应的能力，那一把交椅坐在上面时间长了也是坐不住的。
五、 有没有一种方式使MBO更公平，更无可指责？
其实只有一种方式看起来更公平，就是信息完全透明。但是这恰恰是企业的大忌。大家来看国际市场，不论是日本的第一和第四大银行合并，还是惠普与康柏的合并，以及众多国际企业在兼并与处置的过程中，都没有将企业信息透明化。临到兼并成功了，才开始公布，信息的保密程度超乎想象。其实这也是企业的独特特点所决定的。
那么企业兼并与出售，为什么要如此秘密运作呢？我们分析一下个中因果关系就可以知道。一个濒临兼并的企业，大抵是危机严重的企业。搞企业，即使困难，只到临近关门的前一天，你还必须说企业很正常，很安全。这只有实干家才体会得到。
让我们想一想，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上万人，企业还在运行之中，如果我们公布企业全部内幕，让大家知道濒临破产，那么正常的企业就会人心离散，生产经营再也无法正常进行，上游的客户听说此事，会立即停止提供原料或半成品，并且组织力量来清收欠款，所有的供应商将会同样作如此反应，甚至为了拿回欠款，抢东西抵债的，堵住企业大门的，收回原来供应的原材料的都有，企业将无法收拾。同样，下游的销售商了解此情况，已经到手的货物也会停止付款，甚至欠帐不还，等等再看。
再看银行与资金提供单位的情况，原来他们虽然也知道企业的基本情况，但是可能没有听说兼并或出售那样更担心资金安全。最保守的做法是，立即停止贷款，冻结银行帐户上资金，努力减少不确定带来的损失，更多的还会立即上门催收欠款。
再看员工的情况，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无心工作，等待结果。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可能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去向，有技术的带着技术出走，有市场的准备带着市场另谋活路。包括企业领导班子在内，谁也不能不考虑企业的出路，考虑个人下一步的去向。也难怪，人人都有家小，人人都有脸面，人人都要生活，谁能置之度外？在这样情况下，企业不是一下子就死定了吗？
某地有个当年国内的知名企业，选人去当一个大企业老总，这位先生想把自己洗个干净身子，不惹个人责任，于是就把企业情况在当地政府的交流会上捅出去，并且组织审计班子一查再查。这样情况到是弄清楚了，面对这个家底，银行怕了，客户怕了，终于这个著名企业走上了绝路。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赵括吗，马谡吗？
六、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避免国企MBO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
虽然MBO不能将过程公开化，但是国企改革过程中还有许多措施力求避免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运行情况好的国企改革我在上面已经分析了，市场决定了企业家的价值，只要我们想稳定发展，就得稳定企业家，给他以相应的价值，不要等到人去楼空时才来对策。就困难企业而言，如何避免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也还是有相应的一些对策。一是政府组成了一个由多方面人手的班子。二是一个企业的困难也不是一朝而成，从领导的角度管理的角度知道的人也比较多。三是困难国企多数资产价值高估，水分较多，虽然没有办法全部对外公开，但经手人、了解内情的人还是有数的。四是多数情况下曾经对多种出路中进行过多轮尝试，谈过不少方式，约过不少企业探讨，只是没有愿意出手的企业，因此别的合作方式难以成功。五是与其它人相比，企业负责人能力相对较强，有的能找到改制资金，有的有一定的市场网络，对企业又相当熟悉，又有一定的管理水平，所以，在没有外来资本，特别是有实力的外企、民企或其它国企收购时，MBO还是比较好的上策。六是改制成本的问题。这类企业已经每年亏损一大堆，企业资产利用率低，生产不能很好进行，那么多的员工生活困难得不到解决，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在一天一天损失，特别是由于国企的体制所限而无法进入 新的运行模式时，改革就是越早越好。正象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与其让亏损继续下去，不如将预期的亏损提前折出来作为改制成本优惠给购买方，促成转制成功，或许，盘活了资产，养活了职工，维持了稳定，赢得了市场，上交了税收，皆大欢喜也有可能。至少，让困境继续存在下去是一个明显的下策。
作为一个从事实践研究的个人来说，笔者也认为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一种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多数情况下难以说清楚。譬如股市割肉出逃，总是要付出代价。有的流失就是代价，就是亏损的一种提前支付。还是一种是货真价实的国有资产流失，这既是政府明令禁止的，也是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所坚决反对的，有事实在，有国法在，有企业在，有广大企业员工在，帐总是可以再算。只是当我们面对这类企业员工生活极度困难时，当我们眼见企业原有的一点长处与优势慢慢消失怠尽时，当我们面对亏损每天有增无减时，不管从那个方面说，企业总是早点作出处置好。说到底，除非这个购买者一转手就将企业出售了，从土地或厂房的升值中捞到好处，只要企业启动生产，我们就可以增加就业，经济就可以有所增长，政府也可以获得税收，劳动统筹资金也得以筹集，特别困难群体才得以有钱救助，社会也才会有安定、发展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