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搜狐财经8月27日讯 首届中国(长沙)投资银行国际论坛在湖南长沙隆重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代表共商中国投行发展大计。搜狐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博士的演讲。
主张行政干预的理由有三个，我归纳了一下。一个理由去年大家都知道最早动手的是谁呢？是中央银行。他就讲中央银行你看你动手不灵，所以我得行政干预，就你那个货币政策不灵。第二个理由是说我们这次过热是局部过热，部分行业过热，是结构问题。所以，要行政干预。第三个理由是我们这次地方政府驱动的，所以要行政干预，就是要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我们看一下这三个理由到底成立不成立。
第一个央行的手段不灵，货币政策手段不灵，所以我要行政干预，我们就想看一下为什么不灵。我认为货币政策除了他从决策到实施到见效，通常要有一个时间的滞后，这是一个正常的因素。这个因素以外我认为还有三个原因：
1，我们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学术上或者在国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公认的，但是我们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非常弱的，本来就非常弱。在货币政策决策的时候，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可以说话，都可以参与决策。去年央行一边讲要防止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可是同时你可以看到，其它部门包括统计部门，包括很多部门都是不同的声音。这是我讲的，比如121文件，央行一开始，去年最开始121文件要控制房地产信贷，不管这个政策本身有很多问题可以值得讨论，但是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给市场的信号本来非常明确，央行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领域已经过热，信贷过热。但是很快其它的政府部门、主管部门，代表房地产的利益，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下发，市场人士一下就乱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我们，看来121文件，央行这个给顶回去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背后有很多因素了，我就不展开说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
2，我们央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刚才我说了，大家说央行的货币政策不灵了，还管不管用，我可以不听他了。所以你看去年下半年的房地产信贷，各个方面照样该投资投资，该贷款贷款，都没有把它当回事。
3，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空前的削弱。结果我们有些部门就是这样，你看你央行政策，央行本来在讲，在做的时候他横加干扰，等他不灵了，你看你央行的政策不灵了，得我出手了，这是第一个理由，这是我的看法。
第二个理由，中国经济现在是结构性问题，所以要政府来调整，学过市场经济学的很多学者都觉得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本来结构调整应该是价格起作用，通过竞争来解决，哪个行业冷了大家往里进，热了大家出来，或者预计到这个行业将来投资过热了，大家再出来，本来应该是市场调整，结果我们变成政府来调整。
第三个理由，是地方政府这次起了很大的作用，经济过热，所以我要干预。我要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我们也承认，去年我们就做地方政府财政调研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一轮经济过热，实际上存在一种争论，到底是民间投资主导，还是地方政府主导，当很多人认为民间投资主导的时候，我们指出了有的放政府的因素要注意。但是有一点就是现在地方政府的干预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那个做法了，他已经是市场化或者半市场化的办法。计划经济是什么办法呢？政府是下指令性计划，给你多少资源，然后让你生产多少，什么样的产品，那都是指令性计划，报表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现在的做法不是这样，地方政府即使他在后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是通过什么形式？比如给民营企业在土地方面比如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在税收方面提供一些优惠政策，或者帮助企业到银行贷款做一些隐型的担保或者公开的，他已经是市场化的。我很怀疑用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用大的行政干预是否管得住小的行政干预，所以当时我记得四五月份我说过一个，政府非出手不可的时候，首先要管好自己这只看得见的手。受而不是先对准市场，不是先对准民营企业，不是先对准价格，不是先控制价格。我个人对市场手段，市场调节的手段和行政干预手段做了一个比较，我说市场手段有这么几个，对投资者、决策者有四个好处。
1，可以预期。大家根据物价的走势，根据经济的走势，可以预测是不是央行要调整利率了，这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期的。
2，作为投资者可以计算，利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我作为投资者还有建设这个项目，进入这个领域还有利可图，我是可以计算的。
3，作为投资者，作为企业也好，作为银行也好，他是可以选择的，我还进不进，主动权、自主权在我。
4，对于当局来讲，这个政策是可以灵活多变的，利率这个月上去了，如果形势逆转了以后，下个月可以把利率再调下来，这无可厚非，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利率应该是比较灵活的杠杆。但是反过来我们看，行政干预恰恰是相反的。
第一是不可预期，你能够预期到当局什么时候开国务院会议，什么时候开政治局会议来做出宏观调控措施，这是预期不到的，包括我是主张加强宏观调控，我也没有想到通过政治局会议来统一认识的，这是没有想到的。就是行政干预是不可预期的，你出台一些什么措施，突然限制哪个行业，我都没法预期。
第二个不可计算，你说政府的行政干预力度有多大，我投资者进去以后还有利可图，我是算不出来的，谁也算不出来。
第三个不可选择，现在政府说了，某些部门是过热了，说不让你进，你就不能进了，不许你进了，对吧，本来投资决策权在投资者手里，现在政府把门关上，你就不能进了，甚至银行贷款你也拿不到了，就是说他不可选择。
第四个对政府来讲，你的行政干预他往往刚性比较强。不能说我这个月刚刚限制禁令，不准进入某个行业，一看投资掉下去了，怎么办？把门打开你们赶紧进来吧，政府不能这么做，那就是朝令夕改。所以我认为如果说继续采用过渡的行政干预手段，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面临两个风险，两种截然相反的风险。一种风险是投资迅速萎缩，内需需求迅速萎缩，出现滑坡。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稍微一松手他投资又反弹了，迅速反弹，因为你都是行政对行政，这个就好象是86年。
前面史密斯先生谈到中国经济波动的时候，其实86年的时候有过一次过热调整，在89年之前，先是86年过热，然后踩了刹车，因为当时几乎都是计划手段，行政干预的手段，所以很快中国经济下滑，下滑以后怎么办？就放松，等到88年经济迅速升温，结果就不敢出手了。结果到了8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我们中心的领导马洪先生，还有一些包括薛木桥先生，我们中心原来的主任，还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在向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当时是赵紫阳，提醒他要注意通货膨胀。当时我们中心的领导在会上是挨了批的，马洪同志他们挨了严厉的批评，结果到了88年底，89年初，在一次会上当时的这位国务院领导在这个会上，跟这些经济学家讲承认，已经意识到了，看来过去一年的货币政策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心的这职位著名经济学家薛木桥先生不依不饶地追了一句，不止是一年，至少是三年，这个事情在薛木桥先生的一些回忆录里是有案可查，这是一个过去的教训了。我想我们当今的领导都会重视这些教训的，如果说你行政干预力度保持下去，确实有两种风险，这是一种两难的境地。但是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两个迹象，一个是国务院开了一个非公有制经济的座谈会，对民营企业再次予以肯定。第二，在这个时候国家发改委出台了一个叫做投资体制改革的措施。这个事情我给予高度的评价，甚至是最高的评价。这里面说的好，就是说你的投资本来风险应当是投资者自己负担的，企业自己负担，银行自己负担，而且这个改革很有意思，这个投融资体制改革嚷了多少年了，主持人也知道，嚷了很多年出不来，最后在这个时候出来了，应该说相当不容易，据说阻力相当大，但是他终于出来了，而且有一段还是对主管部门有一些约束，对政府有一些约束，这个在公布之前当时有媒体让我做出评价，我因为最近太忙，我说没有时间做出这种评价，但是我说我看了一下那个内容，我给予高度的评价，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你必须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式。否则的话，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行政干预，宏观调控越来越行政化的话，你要走回去搞计划经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会和你已经相当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会发生剧烈的冲突，而且搞计划经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是觉得邓小平先生当时南巡讲话很了不起，但是他关于计划经济这块的论述，实际是打了一个马虎眼。我们看到了但是没有指出来，为什么？就是我们很理解邓小平先生不争论的态度，我认为他非常高明，所以刚才提到了邓小平今年诞辰100周年，我来这儿之前，去四川的时候，我是22号，从来不爱凑热闹的人，我22号去了广安，我知道他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就管大事。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是一个马虎眼，当时我们叫做一个善意的谎言，是什么呢？我搞研究生跟吴老师学市场经济，我本科是国民经济计划，我很早以前的简历有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本科是学计划经济的，我上计划经济课，老师第一堂课从开始一直讲到最后，就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那个经济计划的本质区别，在于什么？在于公有制。所以，如果说你的行政干预要往回走，肯定还得搞公有制。所以你这个宏观调控后来大家说各个部门出手这些措施全从着民营企业去，我说很必然的事，因为你逻辑关系在这儿，你行政干预，刚才讲的结构问题，你行政干预怎么能说给谁不给谁，让谁上项目，不让谁上项目呢？他肯定是要保他自己的。国有企业是我自己的亲儿子，民营企业是干儿子，外资企业是别人的儿子，那肯定是这样的，我不会公平的，肯定是这么个逻辑。行政干预的结果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要和你的经济基础发生激烈的冲突。
前几个月讲一个什么比喻呢？这个宏观调控行政干预的手段好比是西医，打针，吃药动手术，看起来见效非常快，但是副作用大，而且难以去根，治标不治本。市场化的调节手段他更像是中医，吃中药调理，以调理为主，虽然见效可能比较慢一点，但是他能去根，能解决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所以前两个月我提出来一个观点，刚才主持人讲的我非常长的一个发言题目，就是说中国当前经济过热的问题，应当过多的从体制上去寻找原因。今后的宏观调控应当更多的从改革中去寻找出路，因为刚才我讲了，他面临的是两难的寻找，你不改革的话，你不改革你的宏观调控方式必然是两难。那么改革做些什么事情？我想这段时间我也讲了很多了，从去年起我就讲，本来这不是我们的事。这个应该是国家体改委的事情。我们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务院体改委过去虽然是两个同样的单位，没有任何实权的单位，研究性的单位，但是有一个分工，过去讲的互不挖墙脚，相信有分工，分工明确，就是什么？体改委是搞改革，我们是重在发展。很遗憾，体改委被撤销了，而且被并入了什么？被并入计划经济最根深蒂固的堡垒，国家计委。我也不知道到底今后是市场改计划，还是计划改市场了，我不是说计委的坏话，他们计委的同志见了我说，说我他们坏话，我从来对事不对人，对体制不对单位，我讲的是体制，不是机制的问题，他的机构从他的利益驱动来讲，如果经济平稳无事可做，他就要审批，这些不是说他们不好，一样，如果我当初毕业，我学计划经济，我们同学削尖了脑袋要进计委，计委的感觉非常好，从开始就审批。为什么一下达成计划经济共识，你看看很多政府的研究部门，政府很多部门都是计委出身的，我不是说他们坏话，他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好象我如果不审批，我就控制不了经济。这是一种思维定式。
现在体改委并进去以后，改革的事，发改委管改革，他可以以改革的借口捞权，这是我很担心的事，因为他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刚才讲了发展中心也好，体改委也好，他虽然搞改革，但是他自己没有任何权利，怎么改跟他自己无关。不会强化他自己的权利。所以，因为体改委没了，只好我们在这儿，冲锋陷阵跑到前面摇旗呐喊，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说如果中国不采取像过去间接式的改革，不走这条路的话，把矛盾都挤占起来，最后有一天就像前苏联，休克疗法了，只能是这样。所以为了不出现这种大的振荡，我们只好希望政府不断地进行这种小的改革，发现问题随时改。需要改革的内容太多了，我现在做这个调研，越调研，研究一个问题就发现带出更多的问题。就不展开了，但是今天因为主题是我演讲准备围绕宏观调控，我想围绕宏观调控看看我们哪些事情需要改革，我的这些改革措施强调的都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无关。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强宏观调控决策的规范化，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首先是宏观调控的科学化、民主化。这里面我想说的，刚才提到，在宏观决策的时候，过去因为有发展中心，有体改委，相对中立一点，你比如体改委，他也有宏观司，我们过去开会经常在一起，他的宏观司，体改委过去宏观调控方面，虽然有分工，他们对形势的判断，他们直接对国务院领导能说得上话。现在很多政府部门的一些人，过去都是体改委宏观司，他们是可以跟领导说上话，他们的声音领导很重视，他们超脱、中立，你怎么调、怎么控，他们没有任何利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重视这种中立部门、超脱部门的作用，我提出恢复体改委，包括体改委自己的人说不可能，但是我不管他可能不可能，我只说一个方向，还是要有这样一些中立的部门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不要给他任何实权。
第二个这个不是我的发明了，就是在各个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成立审议会，就是一个政策，这个审议会是什么？由监管者政府部门，也有被监管者的代表，也有专家学者的代表，他们先去研究方案，然后给政府部门决策，甚至可以提几种方案，这个建议不是我的发明，是马洪、吴敬琏先生他们过去都讲过无数次了，我们有时候爱走极端，要么政府拍脑袋，要么听证会，很多尤其金融领域，专业性比较强的专家意见比较重要的，因为完全让民众去理解一些政策，因为民众考虑更多的是个人，是眼前的情况，宏观调控有些事情确实要考虑长远的事情，所以我也是赞成审议会的这种体制，同时这样还要防止一个什么事情，现在不是行政许可法颁布了，各部门都非常重视，但是将来要注意一个，我们很多立法都是部门立法，美国通过国会立法，我们是部门立法，部门把自己的利益已经立到法里，包括要自我授权，部门自我授权，这个将来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用审议会的方式可以避免这种现象，这是一个。再一个宏观调控应该依法行政，要建立问责制，宏观调控现在说哪些行业不让进，将来万一冷了以后，谁负责这个事。企业想投，你不让我进，将来没听你话进去的都发财了，听话的全赔了，你说这个责任算谁的？
第二个事情要做的，我认为要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一个要加强统计部门的独立性，同时取消统计部门经济形势分析的职能，以及经济预测的职能。为什么？这个多说几句，我们这个统计部门很有意思，除了搞统计数字没搞准以外，什么都干。这我不是说的过分，这个统计的情况实际大家都知道的。搞形势分析，我们看到统计数字的时候，他的形势分析结果已经出来了，他的结论已经出来了，你看到数字跟他的结论肯定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数字你根本看不到。至于怎么一致的，我也不知道。最重要的他还搞预测，刚才前面的学者是预测大师，我们的统计局也是预测大师，但是他不光预测，他还能够实现预测。为什么这么讲呢？由于我们的统计局和我们发改委的关系，国家计委的关系太近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我预测今年不会有通货膨胀，我年初预测了，统计局预测不会有通货膨胀，你看今年的物价涨的很猛，年初的势头很猛，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和发改委关系很好，发改委有一个部门是管价格，这是我们计划经济残余的部门叫价格，他管价格可以什么？一纸命令下来，各地不许涨价，这我预测就实现了。你看今年物价没有上来，严重的扭曲了价格的信号。我说的是他至少有这种机制，可以做到这个，因为这个关系是通着的，用我的话是连裆裤或者关联交易。还有另外一方面反过来如果说国家计委的一些措施包括刚才讲的控制价格措施不灵的时候怎么办？回来这边统计局可以解释数据，我们经常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对不起这个口径变了，经常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涮的一愣一愣，你跟他没法讨论。比如价格，他的权重怎么算出来，计算方法你不知道，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讨论，信息不对称。经济学家总是败的，为什么？计算方法在他掌握，他怎么说怎么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病。因为他影响我们的宏观经济决策，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部门他还有一个毛病，他看领导的眼色，他整天琢磨领导希望说什么，领导越关心这个统计数字，他越紧张。他整天琢磨领导想说过热呢，还是想说过冷呢，还是说不冷不热呢，还是说局部过热？他整天琢磨这个。我不是针对部门，再声明一次。这么一种机制可以把领导带到沟里去。更何况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下面调研，地方的同志跟我们讲，干过市长、干过书记的，自己都讲，我们那些数字都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我们平衡出来的，我报之前我们要开会的，要研究我们过去报多少，其他省周围市县报多少，这怎么得了呀？我就想起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80年代初期的孙冶方先生去世前给当时中央领导一个忠告就是一定要改革我们的统计制度，他举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困难时期其实是前面的58年大跃进造成的，58年大跃进造成什么现象？大家从电视历史记录都出来了，就是大家攀比数字，放卫星，放卫星的结果最后把最高领导人，很保守的领导人最后都陷进去了，开始不相信，最后不得不相信，所有人都说有粮食，都放了卫星了，钢铁都放卫星了，你说领导人脑子能不热吗。所以，邓小平讲毛泽东的错误也有他错误，我认为不是人的错误，是我们体制的问题。由于我们这个体制必然把所有领导人都要让他造成决策失误，所以我的观点一定要加强统计部门的独立性，而且你就管统计数字是多少，你把数字公布出来，至于他说明什么含义，代表经济往好了走，往坏了走，冷了热了，这些东西由经济学家分析，政府的研究机构，民间的研究机构，学校，包括我们金融机构的研究机构去分析，公平竞争，大家最后谁分析的好，像刚才预测大师，他预测的准大家就听他的，不要统计局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关键，所以我在这儿多说两句。
第二个就是要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国外都是教科书ABC的东西，而且最保守的国家像日本英国过去最保守的发达国家，现在也把中央银行，日本金融危机以后，英国出了金融危机以后，发现不对了，赶紧把央行独立出去，所以2001年的时候，我们研究如何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相独立，也是为了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其中选择方案之一是银监会的方案，各种方案有他的问题，我们是想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是刚才我讲了，我们中央银行独立性太差了，在货币政策决策的时候，各个部门，你看现有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从94年讨论人民银行法每一稿到我们中心来征求意见都是我参加的，都是我代表起草的，我都是坚持要把货币政策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举手投票，发言的内容做记录。但是很遗憾，最后定的是咨询议事机构，只是咨询机构，不是决策机构。即使这样，你看这次改变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半是官员，恰恰没有企业界代表，这个很有意思，统计局都进去了，这样的政府官员在决策的过程，就在咨询的过程中已经各部门发言的声音很强了，然后在决策的过程中部门都可以说话，但是出了问题谁负责？假定货币政策处了问题，我们追究谁的责任，不可问责。很有意思，国内现在学者都不大提这个事了，大概觉得好象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是没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这已经是被国内外无数教训证明了的。所以我还是主张规范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各个部门没关系，进来也行，发言做记录，将来对历史公布，这里头还有一个，我还专门问了日本中央银行和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的官员，他要有一个时制，不能太短，太短了，这个人担心社会压力，也容易失职，就是有一个时制，美联储五年以后公布，日本中央银行是十年以后，你这次观点是主张放松银根，还是紧缩银根，你要对历史负责，你不负责，就别说话。还有各个政府部门在货币政策上公开场合少说话，你看去年四月以前非常乱，大家各说各话，国外是这样，谁都可以对货币政策指手划脚，但是有一样，官员不能轻易说话，即使财政部长你要指责货币政策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可是我们的官员谁都可以说话。
第三个要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这届政府做的很好了，审计部门做的一些事情大家都欢呼的，但是我希望在制度上能够有所保证，就是说要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第四个和宏观调控有关的就是要统筹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现在是中央财政形势一片大好，结果掩盖了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尤其中西部债务负担相当重。去年我们和日本财务省专门合作做了一个研究，探讨能不能将来发地方债的事情，我上个月来这里和省财政厅座谈，我是一级级跑，上个月包括西部省市县乡一级一级跑，我们地方财政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没有真正解决呢？其实早就开始了，但是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了，我们觉得94年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发债，结果我们开玩笑说预算法一道正门把着，周围的外墙都塌了，各级政府向银行举债，各种借款，而且数字还不清楚。做了各种调研，有些地方开始搞得清楚一点了，我想说这个问题为什么直到今天没有解决，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财政部他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但是他的问题他看到这个问题不愿意说，为什么呢？我一说就得我中央财政掏钱，这里也是一个利益驱动，去年为地方债的事情，我们到日本考察，我很吃惊，过去我知道，我在日本学习过，我知道日本的大藏省，就是财政部了，过去权利非常大，能够当大藏大臣的就是未来的总理，到这个份了，他权利非常大，他不仅管财政还管金融，后来金融危机把他分出来了。爆发金融危机以后，日本上下反省，发现一个机构权利太大不行赶紧分拆，把大藏省拆开了，后来我去的时候，过去每次去研究金融问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考察地方债的事情，结果我们到了大藏省，他现在叫财务省他不管，这个事由总务省，就是过去叫自制省管，这个事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就琢磨他的道理，我觉得他有一定的道理，你去看我们现在国务院比如在决策的时候，参加决策的人都是各个中央部门的人，那么这些人肯定都要站在中央部门的角度说话，结果地方财政的困难，上面根本不知道。
在决策的时候听不到，中央财政部站在中央在政的角度，所以刚才提到经济过热，据我调查各种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没有注意过，这些年我们各个部门垂直下达了很多指标，比如说教育部普九，这边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到西部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然后其他部门修路，修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各种项目他都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一比一配套，中央拿一百块钱，地方拿一百块钱，有些西部地方政府跟我讲，我一比一配套，我各个部门都配完了，我财政一分钱都没有，后来我问他，咱们能不能不要？我既然没这个能力，不要行不行？他说不行。他说如果我不去配套，我就一分钱拿不到。即使这个项目再重要，对我来说再急需，我拿不到，所以我们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说了各种原因，确实有地方政府的约束机制不够，但是我们忽略了中央政府在这里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什么原因造成的？跟我们决策机制，我们在中央国务院决策的时候听不到地方政府的声音。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将来在中央部门里是不是有必要像日本这样，他一个岛国尚且专门有一个部负责地方的财政，我们计委管地方管的很死，连小额信贷项目几千块钱汇报到发改委，这个地方反映很强烈，我们管项目，但是财政没人管，市场经济更主要关注地方财政，不是关注项目，项目的自主权很大程度应该是地方政府自己来决策，当地的人大政协来约束，靠中央部门决策我是觉得链条太长。
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了，我讲最后一点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我想是有这么几个事情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大家谈混业，我看到昨天讨论也提到这个事情，中国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大量的混业现象已经出来了，混业经营，这个势头非常猛，甚至不是一般金融业的混业，甚至实业都进来了，而且没有任何约束，没有法规的约束，包括金融控股公司到现在没有法律的约束，但是我们监管体制，分业监管体制刚刚确立，我这次调研发现很有意思，几乎是共识，一方面共识什么？混业经营的趋势大家都承认，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分业监管不能动，这里头有一个结构性矛盾，恐怕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再一个，我们的金融改革现在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金融的国资委，所以导致我们现在的国有银行的改革是由人民银行来负责，这里会有一个问题，我是主张，刚才讲了宏观调控，我很少说话，但是去年我说一句话，宏观调控的主角应该是中央银行，而不是发改委，不是计委，市场经济下应该是中央银行主角，但是整个发改委唱主角以后，挤得中央银行没事做，他往监管一做，又和银监会发生摩擦。现在给了他一个事，国有银行改革，国有银行改革我最担心这么几个事。一个没有出资人，谁来设计方案？是内部人设计方案，是我们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在设计方案，他设计方案首先是考虑自己的位置在那里，然后我怎么来一个高薪，合理合法用各种理由定一个高薪，内部人设计方案这个事央行牵头更麻烦了，当中央银行协调不了的时候，本来应该财政出钱，但是他协调不了，他自己出钱，比如去年的注资，注资这个事我赞成，实际去年等于有一个结构风险，一方面预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要看到银行的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我为什么去年一再讲这个事，这个是贬值的压力，这个注资非常好的决策，等于把升值压力和贬值压力做了主动对冲，否则将来必然有压力，这个事很好，但是背后的，就是人民银行协调不了其他部门，外管局我管的，我自己掏钱。这样形成一家一家的小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解决，或者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解决了，最后你会发现弄不好出现一个大的货币问题。这个事情还是要有金融的国资委这种机构负责金融的改革，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了。
最后说一句，刚才提到几次了，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前我也讲过，我们纪念邓小平最好的方式，不是给他批金挂银，发什么金银纪念品，也不是领导讲话恩用什么华丽词藻，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继续推向前进，谢谢。
主持人：感谢魏加宁博士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当前的经济过热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经济体制方面有问题导致的，为了保证宏观调控进行，更多从改革方面入手，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
提问：去年中国经济时报上我看到一篇文章，您提出地方政府负债将成为下一轮金融风险的定时炸弹，原话不一定这么说，我理解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各级政府是不是已经采取了措施，您有何建议？
回答：谢谢你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我只讲了其中一个原因，有人问我，地方政府到底该不该负债，经济学上有什么道理？后来我提出来经济学上有道理，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它的特点往往是用当代人或者是上一代人积累下来的资金建设，它的建设周期往往比较长，但是使用和享受他的是下代人的问题，或者下几代人，这样在经济学上叫代际之间的不公平，会形成这么一种不公平。所以经济学上严格地说有他一定的道理，我们的问题是没有一个规范的发债渠道，有约束的发债渠道没有，所以这个治国，我老说治国和治水一样，看都江堰就看到，治水的道理是什么，光堵不行，要疏堵结合，只有疏才能堵。这样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地方政府很可怜，我下去调研看到，他现在的职能，由于各种原因，他职能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社会稳定，去年SARS以后提出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他的三重任务。面临着三重任务，又面临三重压力，什么压力？一方面上面领导的考核，下面群众的选票，平级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都很强。所以他必然有一定投资的冲动，又没有正规的融资渠道，只好包括经营土地，负债、举债都是这个原因。通过我们调研感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刚才讲了，不光是规模问题，更主要是它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有些地方做了调研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提出来甚至比金融风险还危险，为什么？金融风险是这几种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不是他很严重了，而是中央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第二个金融机构有多少不良资产政府现在心里有数，再一个金融机构有资产负债表，再不行，说不好听的，金融机构还可以关了。可是你看地方政府的债务就麻烦了，财政不能关门，所以他会直接威胁到我们政权的基础稳定，基层政权的稳定，所以我们是呼吁，第一件事把情况摸清，这个事情我知道各级政府已经开始在做了，各级政府在做，有些部门也在做，从其它角度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引起重视了，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再一个我们还在研究，看将来在适当的时候，能不能允许地方政府规范地发债，国债我主张赶紧退出来，但是地方这块你可以允许将来通过试点发债，这样可以解决我们老说不一刀切，如果是国债，你怎么不一刀切，你说给谁不给谁，我到云南去，西部讲了，宏观调控我记得86年去的时候，他跟这次情况一样，我刚一抬头，沿海一切下来，切一个尾巴，我西部一切就切到脑袋，切到头。到沿海，沿海有他的道理，我都是民间投资，你切我干吗。上海说我有世博会，北京有奥运会，中央政府很难说不一刀切，如果是行政干预的话，你说切谁不切谁，你说切多少，政府的刀就那么准，就不信这个。
我们老以为政府官员自己比市场聪明，这是我们的误区。但是如果让地方发债，我觉得适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大家就看了，市场决定了，投资者决定了，你的项目，你的方向，有没有效益，哪个地方能发得出去，财政规范就发得出去，财政不规范就发不出去，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做，继续往前推。
主持人：按照会议安排统过两天非常紧张的会议完成所有议程，在此我代表本次论坛的主办单位对于中外专家对我们本次论坛的支持，对于各位代表，尤其现在还坐在会场里的各位代表，他们对我们会议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本次论坛的承办单位，长沙市商业银行，他们为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和环境，我们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