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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无疑是孤独的。他对海尔、格林柯尔、TCL等企业的一系列“炮轰”一石击起千层浪，但也与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话语”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格林柯尔的老总顾雏军已经在香港对他提起诉讼，他没有畏惧和妥协，让他感到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8月20日《北京晨报》）。终于有经济学者表示“有话要说”，却在奉劝他“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范畴”，是“对企业的不负责任”（见8月21日《上海青年报》）。而少壮派的经济学者赵晓则以“他没有向我们征询意见”为由解释了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见8月23日《北京晨报》。郎咸平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但是却不得不孤军奋战。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集体失语”？我想绝不会是因为郎没有向经济学家们“征求意见”。首先，郎咸平发表观点没有必要向别的“主流”经济学家征求意见；其次，郎咸平反映的国资流失问题有目共睹，“明察秋毫”的经济学家们心知肚明。在我看来，他们的“集体失语”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装聋作哑。他们其实都看到了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是就不说真话，就是不愿意把这一层纸捅穿。而郎咸平不过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经济学家们对这个“大呼小叫”的孩子不屑一顾，反而还责怪郎说出这样“浅白”的真话，“伤害”了企业家。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说话”，源于这样的理论依据：任何改革都须支付社会成本，国企改革同样如此。这个成本就包括在改革过程中国资的流失。如果国企不改制，它就会像“冰棍”一样融化，同样要流失。既然改与不改都存在流失，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有资产宁可流失也不“坐失”（见8月23日《南方都市报》）。经济学家的精打细算里边的确有着一套“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这样的理由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是这样的盘算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原则，那就是社会公正原则。
不得不说，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国企民营化浪潮恰恰是以社会公正为代价的。国企产权名义上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但是真正的产权所有者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却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保障公众利益的健全的法制建设和有效监督，在这场汹涌的产权改革浪潮中，必然是国企管理者们摇身变大股东，必然是民营企业猛挖国企墙角，必然是国资的大量流失，必然是国企全体股东利益的受损，必然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而国企改革绝对不能以社会公正为代价。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市场、法制、监督尽善尽美之后才能进行国企改革，但是当前国企产权改革中的国资大量流失却让人触目惊心。郎咸平揭示出格林柯尔进军国企中的使用的“七种武器”就是明证。
很多经济学家们相信，产权改革让国企产权从全民所有过度到少数人所有，固然有社会不公，但是这不过是改变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并且形成了市场的有效竞争机制。在他们看来，公共财富分给谁无关紧要，关键是形成了竞争，社会经济得到总体增长。换句说话，“抢来本钱”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容忍的，重要的是“做买卖”。的确，市场交易通常是不拒绝“抢来的本钱”的，但是在一个“抢钱横行”的市场里怎么做买卖呢？不要忘记，市场经济首先是“公正经济”。没有公正，就没有公平竞争。而不公正的“竞争”必然存在超经济利益壁垒，平均利润率无法产生，要素的自由流通与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市场机制非但不能有效建立并发挥作用，反而带来更大社会不公正。
因此，社会公正不仅仅是社会学家才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效用”和“福利”是经济学家们的口头禅，而片面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长。即使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出发，面对社会不公正，经济学家也应该当仁不让发表自己的声音。郎咸平事件中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说明了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漠不关心，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当然，郎咸平的观点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他说国企就是国家持股，没有所有者缺位的产权问题，我就不敢苟同。他还称“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才是最大问题”，问题是没有产权的基础，职业经理人市场又如何得以建立？他始终都无法回答的难题就是：国家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对十万亿的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国民又如何得以享受国企产权所有者的权益？市场不是空中楼阁，缺乏产权基础的市场是虚假的市场。产权改革已成国企必由之路。因此，他强烈建议立刻“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就未免给人因噎废食之感。不是要不要产权改革，不是要不要民营化，问题是怎样改革，怎样民营化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保证作为产权所有者的每一个国民的利益。不过，总的说来，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学术层面的争议。而郎咸平孤独的呐喊打破了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失语”，指出了“民企正在进行一场瓜分国资的盛宴”的现实，这无疑最为珍贵。因为他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