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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一条悬疑已久的传闻变成事实，中金公司研发部总经理许小年已经作别中金。7个月后，他出现在2004年中国国际金融市场论坛，这是他作别中金后首次露面公众场合。在主题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的论坛上，他的声音克制而冷峻，此时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这一身份吻合了一些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评价，离开中金后，“也许做学问是一种更适合他的方式”。最近一段时期中国资本市场的再度低迷让论坛现场的很多人想起了他当年的“股市推倒重来论”，与吴敬链先生的股市“赌场论”相媲美，在中国股市多年累积的综合性系列问题爆发之际，他的“推倒重来论”被称为一枚重磅炸弹。当年作为“海龟”风云人物的意气风发依在，然而对于股市他仿佛变得内敛而谨慎起来，他坦称自己最近在做学术研究，未曾关注股市的走势。
这一次，他关注的是“金融监管”。
在全场最热烈而持续的掌声里，有人说他的观点可以称为“监管推倒重来论”，但他断然否定了这一评论。他称，在中国固有的监管体系下，政府在金融市场中是一个直接市场参与者，在国际化与市场化潮流下，其代价与成本已经越来越多暴露出来；政府以非市场的政治动机为主要驱动力的金融体系监管，正在成为一只“扭曲和窒息市场之手”。
监管弊病：道德风险不容忽视
许小年指出，目前世界潮流是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所有股权比例正在逐步降低，发达国家政府不参与金融业的日常操作，所起的作用只是为了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坚固的法制监管环境。而中国的现状是，政府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市场的组织者，同时又是市场的监管者。参与、组织、监管三位一体的角色正面临着许多问题。政府急需调整与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
国家直接经营金融资产的一个后果就是效率低下，造成了大量不良资产和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后果。与国际上同样的资产规模的银行相比，中国金融业的资产效率差了一个数量级。政府作为金融资产的经营者，总是扭结在政治、社会等多种非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从而造成股东与管理层没有利润动机、公司治理结构等诸多深层次问题难以解决。长期以来，使得“我们国有银行不断地依靠财政和央行注资以及依靠中国老百姓的高储蓄维持运转，现在已经到了财政无资可注的地步，只有由央行发行国债。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来弥补银行的亏损”。
许小年指出，长期以来，政府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的监管思路，使得监管机构最基本的任务反而退居其次，使得“我们的监管不断创造道德风险，不断增加道德风险，使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不断上升”，财政部与央行，只注资不问责，直接造成银行的道德风险，出了坏账没有关系，央行买单。1998年2700亿特别国债充实银行资本金，2002年再剥离12000亿元坏账，2004年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注资，如此只注资不问责的结果是银行的道德风险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因为注资，道德风险越来越高。
解放“无形之手”
毫无疑问，中国在金融体系中的监管已经与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而这个偏差的结果正在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断受到伤害和付出代价，造成金融创新进展缓慢，民间金融与创投基金缺乏生机与退路；股权割裂问题难以解决。而投资者既没有识别风险和控制风险的动力，更谈不上识别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许小年称应该还监管本色，政府放开“无形之手”，要相信市场，放手给市场，要相信市场可以做到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市场信用的建立需要政府做工作，但并不是说如果政府不出面，民间信用就没有希望。这个结论不成立。我们宁可要市场化的保险，也不希望由政府来兜着，来担保。”他认为要纠正金融监管目标设立时以社会和政治目标为中心的偏差，从根源上防范道德风险的温床，防止道德风险的危害。“保证出资人最好的办法是规则公平，信息披露的充分，操作的透明，这是对投资者最好的保护，保护投资人绝对不意味着保证他的资金安全和保证他们的回报。公平、公正、公开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而不是保证回报和保证资金安全。”
许小年主张推行市场化的金融监管，政府退出游戏参与本身之外，靠法律与制度而不是以行政目的来制定游戏规则，“政府需要全面退出金融市场，国有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和民营化，使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由预算下的民营机构构成，要建立独立的和以法治为基础的金融监管，监管机构和央行对人大负责，要通过立法保证金融机构相对于行政体系的独立，提高监管过程的透明度，防止行政干扰，培养终身执业监管人员，培育依法监管的制度。”要改变目前“货币政策救助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预算软约束最大来源”的现状，推出市场化的重组与购并；同时要大力推进法制建设，强化股权人和债权人的法律保护，尽快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而贯穿其中的立法原则是以权利为本。
这条扭结着监管与金融体系改革之路，很痛苦，但是必然之举，许小年称除此外，别无他路。
